每当走过繁华的街市，总不免在大大小小的报亭前驻足。多年以来，杂志已成为人们休闲时光最亲密的伴侣，就仿佛街角那浓密的梧桐，总是在人们匆匆的上班途中，从容地点着头。

    其实，早在20世纪初，老上海的街头就有了最初的书报摊，报童的叫卖声响彻大街小巷，花花绿绿的杂志也摆上了书报摊。尽管种类很少，销量也不大，但毕竟这意味着一个开始，一个全新的阅读概念的开始。

    因为杂志是轻松的，它没有小说的沉重，也没有报纸的正式，更多的是一种随意和洒脱。它就像一股新鲜的空气，滋润着生活。当时，有很多人在第一次读到杂志中生动丰富的内容后，就立刻被牢牢吸引住了，从此一生与杂志为伴。

    82岁的宋达甫老人那时还在上小学，在他的印象中，读书生活是那么的枯燥。小学一年级，语文课只上《千字文》、《三字经》，上得人瞌睡连连。直到三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见了同学们在传阅的《小朋友》杂志。

    “那是1927年，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看的书，里面有童话、寓言、诗歌，还有好多有趣的插图，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太新鲜了。”

    这是在宋达甫生命中登场的第一本杂志，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事实上，我们问过很多老人有关《小朋友》杂志的情况，他们都忙不迭地说：“看过看过，小时候一直看的。”如此想来，这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小朋友》曾陪伴多少人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如今，稚气的孩童已成了沧桑的老者，经过岁月涤荡的心灵却依然抹不去那份童真。采访中，宋达甫老人一提起这个话题便滔滔不绝：

    “读书的时候，父亲给我一个月一块钱零用，买小吃用的，那时候一块钱已经很值钱了，因为一块钱值300多个铜板，而买一本《小朋友》只要13个铜板，所以我每一期都要去买的。当时我家住在通州路，外面没有书报摊，要赶到公平路唐山路，才买得到这些杂志。每当《小朋友》出版，怕买不着，我一放学就奔过去，光路上就要花半个多小时。”

    一个身着蓝色校服的男孩奔跑在老上海的街上，他穿过那些挑着扁担、大声吆喝的小贩，把五香豆和梨膏糖的香味抛在身后。他满头大汗，两颊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这就是我脑海中所能还原出的当时的场景，它或许是一种象征，寄托着老人对文字的感恩和那最初的作家梦。

    后来，这个蓝衣服的少年开始写下自己的故事寄给杂志社，盼望着有朝一日那些稚拙的文字能够变成铅字。提起第一次投稿发表的经历，宋达甫老人的喜悦一如当初。

    “我当时写了一篇‘撕日历’，说的是：小朋友希望过礼拜天，而大人对他说，只要红的字出来了，你就可以休息了，于是小朋友就把日历纸撕掉，对父亲说我今天就要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