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我的朋友，因为一则论语社有一条禁例是不许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依例当然不可说“我的朋友鲁迅”。二则此间有人说我在上海卖文，全靠鲁迅提拔，后来又背叛鲁迅了。可是，我从1922年到上海，直到1927年，鲁迅才到上海久住。我和他本不相识，而我又从不靠卖文过活，不知如何提拔我？三，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我呢，已经是后辈又后辈了。钱玄同先生和鲁迅是同辈，我的老师单不庵和钱玄同一辈，我是该退居后辈的。四，鲁迅先生是文学家，我呢，只是研究历史的人，道并不相同。不过，《鲁迅全集》出来了，他的《书信集》也出来了，还有《鲁迅日记》也出版了，证明了我和鲁迅并非泛泛之交。从《鲁迅书简》中，大家才承认《集外集》中那篇顶长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演稿)是我的手笔。这篇讲稿，并不曾在上海版《语丝》半月刊刊出，给章衣萍挡住了，退还给我。后来刊在《新闻报·学海》上；那年，杨霁云兄编《集外集》，我把剪报交给他，鲁迅先生看见了，要去编入正文的(可看鲁迅写给杨兄的信。杨兄那时在持志学院听我的课)。总之，文坛的事，揭开盖子一看，也是跟政坛差不了多少的，我并不想在文坛插足呢!

    本来替鲁迅作传记，轮不到我头上来的，鲁迅纪念委员会，预定由茅盾兄主稿，有《鲁迅论》的样板在，一定错不了的。孙伏园兄推许写鲁迅事迹考的林辰先生，我也赞同。此外，知堂老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许寿裳诸氏，都贡献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鲁迅身后二十年，我才开始写《鲁迅评传》，后来，又再三易稿，写成了《鲁迅年谱》，真的谬托知己了。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的尾上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或许我也是这样的“无聊之徒”呢!

    我记得三十年前，宋云彬兄生了病，在桂林医院休养；那时，纪念会编刊的《鲁迅全集》刚出版，寄到了桂林，他仔细读了一遍，编了一部《鲁迅语录》。后来，我到了桂林，宋兄问我：“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我说：“鲁迅对我说过，他也有真正的朋友的；而且，我要告诉你，鲁迅从来没骂过易培基呢!”

    许多朋友问我：“鲁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我说：“‘知人则哲’，要了解一个人谈何容易。虽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但从一个人的文章来了解其人，比以貌取人还要渺茫些呢!”大体说来，他是一个很寂寞的人，他题在《彷徨》上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在《自选集题序》中，加过一段注解：“……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