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 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