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事情先要追溯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1981年3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8月5日到达北京，8月6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