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周扬则以文艺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讲话：《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但周扬在他领导的文艺工作范围，则居绝对权威地位，给人以“前呼后拥”的印象。周扬好作报告，也喜作即兴讲话。与会的作家、文人们在自己发言前总要先说一句“我拥护”或“我完全拥护”或“我赞成周扬同志的讲话”，好像这已成为一种程式。当年作为一个听会的年轻人，我起初是不大习惯这种方式的。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应是民主、平等，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套话，尊卑分明呢？

    周扬和乔木，完全是两种气质风格。胡乔木像个京派文人，我听过他讲话，从容、平静、严谨、理性，逻辑性强。据说他并没有草稿，而出口成章，听者觉得条理分明，像是一篇写成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可能跟他长期动脑动笔的文件起草人习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