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个题目，只是图个方便。鲁迅先生与齐寿山、沈兼土、钱稻孙除了酒友的一层情缘外，更多的是兴趣爱好和品性的相似。认真地说，这三个朋友给北京时期罡风冷雨中的鲁迅带来了些许的暖意，使他不至于在郁闷中消沉下去而稍稍获得了做人交友的生趣。

    关于鲁迅之待人接物，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看法：他对青年人、学生或是晚辈往往宽厚仁慈，相处欢洽，这样的逸闻很多；而与同辈的交道，则心存芥蒂，难以共事，这样的故事同样不少。但鲁迅早年除了一个赤胆忠心的许寿裳外，至少还有三个感情笃厚的同辈友人，而且其中竟有一位留欧，着西装，喝咖啡的齐君寿山。这叫“常识”大跌眼镜。

    对于一个抱负宏大、见识独异、心灵敏感的鲁迅，他早年在北京教育部做小吏的日子是枯燥乏味、半死不活的。他的日记就有明确的记录：“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1912年5月10日)“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1914年1月5日)当时他让好友陈师曾给自己刻个章，自号“俟堂”，这一名号后又演化为“唐俟”二字，成了在《新青年》上发表时论杂文的笔名。“俟堂”二字，按周作人的理解“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可见彼时彼境鲁迅的心态。单身北上旧京，亲人无一在侧，生性孤傲而精神败落的他对友情的依恋和渴望也就来得异常热切。于是，他一边让瘦弱的身体倚在许寿裳的肩上，一边将三双温情款款的手抓在自己苍凉多骨的手心摩挲，以抵御北中国衙门的风刀霜剑以及由冷酷现实所生发的无边悲凉。否则单是《狂人日记》里那铺天盖地的黑暗，那三千年吃人历史的深刻绝望就会送了先生半条命，余下半条也将在写完《阿Q正传》后不幸耗尽。多亏友情支撑帮助着他，使他得以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篇章。

    这三个酒友都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其中齐寿山与鲁迅同庚，沈兼士小四岁，钱稻孙小六岁。后二人均是湖州人，是鲁迅的浙江老乡，而且均有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更巧的是，沈兼土也曾师从章太炎，与鲁迅同出一门；钱稻孙先学医后从文又与鲁迅经历相仿佛。唯齐寿山是一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燕赵汉子，地域的、文化的差异并未妨碍他们的友谊，相反却因了共同的癖好和相近的品行使他俩走得更近。

    他们合作共事，在事业上相互关照。1926年初夏齐寿山与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相约于北海公园一间红墙小屋——“漪澜堂”，身边一壶香茶，彼此商讨，同译荷兰作家望蔼覃著的长篇童话集《小约翰》。终于在1928年1月译成；由未名社推出。这在两位朋友交往中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沈兼士是位专攻文字学的“小学家”，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恰好也乐于此道。两人互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