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进入一九四三年，延安前期也因之转入后期。

    这时，曾经与鲁迅有过特殊关系的人物都已散布各地，各为其主，各行其是。其中，曾共事于沪滨的胡风、丁玲和周扬业已内移，丁、周在延安，而胡风，则在重庆。

    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抵达陕北后，丁玲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延安文学界的明星。于公，丁早已声名在外；于私，丁中学同学生前的夫君乃是此地元首毛泽东，因此，她出入有良马，饮食有小灶，境遇当可想见。1937～1941年中，丁玲下笔极快，作品行世者众。然而，在1942年上，因着发表《三八节有感》并编发王实味等人的《野百合花》等，她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争议，遭到点名批评。“三八节事件”后，丁旋即被调离《解放日报》，原“文艺”栏改版，后停办。有关部门开始介入盛行于延安的“新杂文运动”，艾青、萧军、田家英、曾彦修、于光远等亦涉足其中。丁为文坛要角，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好在关键时刻有“上面”出头，她没有经历像王实味那样的遭际。整风运动开始后，丁出任延安文抗的学委主任，刘白羽、何其芳副之。是年底，延安文抗撤销。次年1月，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丁遂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部的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所谓审干，是审查个人历史；所谓学习，乃学习中央精神(当然包括“讲话”精神)。审干运动由康生、李富春、王首道、邓发等实际负责，尤其是康生等大搞“抢救”，“发掘”了为数甚巨的“失足者”；康妻曹轶欧对此尤为积极。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会上亲自做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抗大”一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据韦君宜回忆)此次运动力度甚大，既有“康曹氏”驱驰在前，又有康生等坐镇在后，看此形势，端的怎一个险字了得!这样一来，稍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大都被牵涉其中，半数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成了“特务”，内有著名的于光远、李锐、刘晓，也有范文澜、吴伯箫、周而复、杨述、韦君宜、马加、黎辛、陈学昭、于黑丁等，甚至陶铸、柯庆施等军政要角也纷纷被牵涉其中。丁氏的手下爱将纷纷落马，自家也势必难保，几乎在劫难逃。丁氏已有多次婚姻，有过坐牢经历，个人经历非比寻常，因此，其“历史问题”又一次被提上桌面。在上半年，丁玲的文字生涯几乎完全断绝，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她最主要的工作，乃是交代自己在南京时期的所谓“问题”。恰在这时，最高领袖发话了，丁玲绝处逢生。许多年后，丁玲对此仍记忆犹新：“毛主席以他那时的英明，及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针……很多同志被解放，欢欢喜喜地回到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