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贵鸣

    火药味很浓的《大众文艺丛刊》

    1948年3月1日，香港。

    一种由乔冠华等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原本似乎是一种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方面争鸣的“学术性”刊物。可刊物一经面世，即刻在中国的进步文坛引发出一场重大而剧烈的文艺论争，由此又间接地引发出胡风于1954年向党中央写就的洋洋“三十万言书”，进而酿成一桩震惊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中国文坛留下了一曲历史悲歌。

    被简称为“胡风事件”而进入正史的这场历史公案，尘埃落定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仍不乏有真知灼见的见仁见智之说。好在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陆续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描述和研究。

    本文将要叙述的是：《大众文艺丛刊》在当年的那场文艺论争中，究竟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前后，乔冠华与胡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据乔冠华临终前的身世自述：“党内的同志对胡风的一些思想有意见(这是第二次争论)是由来已久的。在重庆的抗战时期，胡风的思想更加发展了，更加明朗了，那么这种不同意见实际上不仅是在香港，在上海、在许多地区都存在着的。我们党内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就发起批判胡风过分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

    这大概就是当年乔冠华等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的最初目的。也正因为此，刊物出版后，很快在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出现，而且“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事实上，创办人当初对创办一种什么样的刊物，具体承担怎样的使命，并非一开始就形成共识的。周而复后来这样回忆大家统一认识的简单过程：“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出一期；文章少或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要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艺丛刊》。”

    时为《大众文艺丛刊》主要作者的林默涵，后来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一段回忆，对理性地审视当年的创刊背景、认识刊物的性质不无益处：

    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