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一

    一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傅璇宗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宗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钱钟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虽然后来有人专门就此说法考证，钱钟书其实并非“唯此两处”。但从钱钟书对傅璇宗说话的口吻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二

    既然钱钟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因为钱钟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