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一案形成的前前后后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谁都知道他是“黑帮头目”，“四条汉子”之一。

    周扬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30年代中期起，就参与领导党的文艺工作。从延安到晋察冀，到北京，一直是中共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中宣部副部长。但是，从六十年代前期起，周扬的地位开始动摇。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就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甚至说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此后，周扬即带队到天津小站搞“四清”。1966年春，江青得到林彪支持，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在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揭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于3月下旬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三次谈话，严词指斥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周扬已在“打倒”之列。

    “文革”祸起，周扬首当其冲，戴上“阎王殿里的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两顶帽子，被打翻在地。1966年7月1日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按语说，“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其实，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他对“文革”毫无思想准备，只能一任狂风暴雨吹打。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号召彻底揭发清算“三旧”(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12月1日，一个寒冷漆黑的雨夜，周扬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师部驻地……

    1967年新年伊始，《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从第一版到第五版转载。姚文元不厌其烦地历数1951年到1965年间一次又一次所谓思想斗争中周扬的表现，诬蔑“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姚文元在文中将周扬奉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的5位作家(指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说成“资产阶级‘权威”，文中点了不少人的名，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于伶、邵荃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