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29日，陈云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一九四五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也有硬的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对陈云何以婉拒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张素华对当年的情景有如下描述：“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不肯讲话”。(《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陈云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何以婉拒毛泽东，不肯讲话呢？显然是有原因的。

    反冒进：被迫检讨

    事情得追溯到1956年，在1955年秋冬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券在握，毛泽东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于是在1956年初春，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急于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和规模，导致人、财、物的全面紧张。处于经济建设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和陈云，不得不出来“救火”，指出投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基本建设所需的人、财、物要进行综合平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讲话中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史称“反冒进”。对此，毛泽东当时是不满意的。到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尖锐，上纲越来越高。他说：1957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称“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他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他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而对综合平衡思想的批评，指的显然是陈云。

    为此，陈云在1958年的中央会议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检讨。他说：南宁会议中间讨论的，一个时期在“反冒进”问题上犯的“方针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