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偶然发现王增如刊于《江南》的长篇纪实《丁玲办〈中国〉》。

    坦率说，因吾亦当事者，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早已厌倦了文坛名利场的是是与非非。所以，开始并无兴趣去阅读。更何况，当时那与我有关的流言与影响，就更是我永远不想回忆的。其中，如在《中国》数百万字的组稿中，我何以能不仅在创刊号上大出风头，还在此后的几期连载了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答案则必然是：若非丁玲一伙，又能是什么？而当时的文坛，谁靠近丁玲，谁就是老左，就再没好果子吃。

    但话虽如此，后来我还是被这部作品吸引住了。而之所以如此，则因当年我虽涉足于《中国》，亦恰如雷加所说的，其实也只是个局外的“投稿人”。别说对其内幕的不可能得知，就连我又何以被看重，就更是莫名其糊涂。现在，作为丁玲前秘书的王增如，终于以其最权威的诠释，让我也顿有所悟了。

    于是，与《中国》那一往事亦重现于眼前……

    那是1984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雷加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问我手中有什么好稿子。当他得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藏归来，正埋头于长篇《迷魂泉#8226;雪人》的紧张创作时，就说他和丁玲、舒群、魏巍、牛汉、刘绍棠等正创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期刊。问稿成时，能否先给他们来刊用。

    因此稿已早有婆家，坦率说，若是其他的某人我肯定该婉拒的。但对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以《聚鲸洋》闯入文坛就对我呵护有加的老雷加，又怎能说不呢？但是，雷加亦只来了一次电话就再无音信。于是，我就按原计划将小说作最后的润色再通知北京一家出版社来取稿。但几乎同时，雷加的人也赶到了。

    记不清是几月几日了。却记得，那天上午煤店送来足有一吨过冬的煤球。于是，我也只能放下手中的笔，和现在的诗人、当时才十岁的儿子震海一筐筐往楼上的阳台倒。近中午，刚倒完煤，老诗人鲁黎夫妇又领来两位北京的客人，进门就嚷饿死了，有什么好吃的？我就让震海到楼下饭馆端来一笹刚出笼的肉包子。这时，才知北京来的一位是雷加所说的刊物副主编、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编辑部主任、冯雪峰的大公子冯夏熊。来访的目的，则是要拿走我曾应允雷加的这部长篇小说。但最后议定，三天后我将稿子寄出。半个月内，再由编辑部告知对此稿审读的意见。

    就这样，我如期将稿子寄出。而且不到半个月，冯夏熊就来电话说丁玲对此稿很满意，并决定在创刊号上全文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