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早年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做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是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这个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些文史典籍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8226;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那时候他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主要在偏远的农村领兵打仗，开辟革命根据地，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这让他很苦闷。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让上海的同志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他曾在一封信中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弄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读完《两种策略》后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候读到，就不会犯错误。读完《“左派”幼稚病》，他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给彭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保持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