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02年“北京的7月4日晚也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的惊恐气候中，黄宗英女士一气呵成的《亲聆》一文这样写道：

    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也来了。

    读着黄宗英的这段追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女士为撰写《亲聆》一文，事先是做了不少准备，下了一番工夫的。这其中，既有在“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的劳顿举止，也有看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展出“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的回忆。与此同时，黄宗英在提及当年那个中苏友好大厦座谈会“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时，专门给加注了一个括弧：“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这就令人深感诧异了：其一，既然黄宗英女士以77岁高龄花费了如此之多的劳顿寻找实景资料，同时又“到处求助”，为何惟独不去查询一下仍然健在的“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不查询不说，却又武断地和律师共同认定“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多已不在人世了”；其二，她为《南方周末》亲自选定的两帧照片，其文字说明被界定为“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却又不愿引述更为精确的由权威的新华社所发的照片文字中的36人名单，是嫌落笔麻烦呢，还是顾忌到读者特别是上海的读者、36位与会者中的健在者及其至爱亲朋会站出来说：“黄宗英女士，你这样说不对!我还活着!”或“我的老师还健在!”或“我的父亲还健在!”如果真有这等事情发生，由黄女士一口所说的“亲聆”内容，其真实性和分量就要打折扣了……

    黄宗英在其《亲聆》一文中，着重写了以下这么一段话：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黄宗英的这段回忆文字十分生动，色彩浓郁，玄奥、恐惧，而且还冒着危及肚子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