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4月间，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联合领导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们陆续到达昆明，先借用昆华农校的校舍，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1939年8月迁入西北郊新建的校舍。

    1944年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前来中国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的教育科研水平，足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

    西南联大生活水平逐年下降

    抗战初期，广大教师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保障的。虽然自1937年9月起，教师薪金以法币50圆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但那时的教授每月还能实得200余圆，加之大后方物价低廉，实际购买力下降有限。曾在西南联大就读、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张寄谦教授回忆说：联大生物系的一位教授上课时常将教室搬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馆，买上几条活鱼，从鱼头讲到鱼尾，再请厨师做熟后和同学们一边吃一边解释鱼的“五脏六腑”。

    194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法币贬值，物价暴涨，教授们的宽余生活也随之一去不返，和广大人民一同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

    1941年上半年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平均月薪降到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战前银圆27圆，也即降到如同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而那些月薪不到法币200元的年青教员、助教们，每月收入更不到战前银圆16圆，还不如当时一个扫马路的清道夫。此后几年大滑坡，一年不如一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上半年，教授平均月薪仍然只相当于战前银圆27.5圆，还是相当于1941年上半年的水平。

    这样的实际收入水平，已临近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联大校方每月发给教职员“薪金”中的津贴大于薪金，其中主要是跟踪市场米价的最基本生活费津贴，大致每位教授讲师补助1石(160斤)白米，权充五口之家的口粮。

    昆明的经济生活更低于同时期重庆市的水平线，陷入大后方最惨痛的赤贫地位。

    医药费、文化教育费等(加15%)计48元5分。

    由此得出一个“等成年人”每月平均消费值——法币368元4角1分。相当于抗战前夕银圆12.5圆的购买力，或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薪金。

    这就是1941年10月昆明市生活程度的平均费用，由于物价飞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上升。

    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了《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指出：战前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费为50圆(仅仅相当于战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教月薪的一半，而当时大学教授、副教授月薪平均350圆)，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最低生活费为12圆5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