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的出版

    听沈昌文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动议恢复三联书店，其中也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既然有领导同志，那就不只是动议了，还能领会出“要求”甚至“指示”的意思来。

    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容易。终成正果已是几年之后。

    1986年元旦，三联书店正式恢复、挂牌。当时，三联书店的不少前辈人物(所谓“老三联”)都到了退休年龄，只能发挥余热了。于是，属于“新三联”的沈公受命上任，就职总经理，负责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

    初任老总，沈公遇到不少问题，除了开办费仅30万元的杯水车薪之窘，出书方向也是大问题。当时，出版业实行专业分工体制。比如说，在北京，文学类的书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术书只能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从名称上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具有任何专业色彩，出什么书合适？没有现成的规定。

    这是难处，也是机会。拿出点文化智慧，就会有腾挪空间。

    沈公提出，出版杨绛的《洗澡》，立即引来质疑。有人说，《洗澡》是小说，小说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该出什么书，当时确实费琢磨。沈公说，好在路总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这种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大的体制还没有变，但是允许人们想一点招了。他和同事想到了一个词：文化。

    沈公问“上面”：我们不出小说，出文化类的书可不可以？“上面”答复说，可以。

    于是，三联把杨绛的小说定义为“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然后再问可不可以出。

    “上面”说，当然可以出，有文化内涵的书，适合你们三联书店出。

    这一下，不仅出了想出的书，而且把多年沿袭的所谓专业分工体制也部分地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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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书店恢复之初，改革开放已持续数年。出版界有了利用海外文化资源的条件。沈公昌文先生干脆把重点放在海外。标榜的口号是，学习周恩来总理当年广泛团结海内外作家、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为开辟海外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