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5月，陕北还是早春时节，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三次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召开。相对于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1944年10月召开的边区文教代表大会，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则是一次非正式的文艺界座谈、讨论、交流会议。会议内容是包容的，会议形式是开放的，会场气氛是活跃的，其根本任务，是要让那些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从而提高革命集体的团队执行力。

    洛甫打哈哈，文人转向毛泽东

    1941年7月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其当天日记记载，“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为写一封信，寻找到这么多的理由，其心里窝藏着太多纠缠的瓜葛和义愤。

    次日，萧军夫人王德芬在中央医院生产一子，取名萧鸣。可能因此耽搁了给毛泽东写信、寄信的时间，延至7月14日夜晚，萧军才写好分别给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艾思奇的三封信，15日寄出。孩子的到来，没有改变萧军的恶劣心情。他在日记中用诗的格式自拟为“一只孤独的狼”，落寞，凄苦，又绝望。“我的心灵被卑俗压力所击打，啮伤!/我的羽毛凋零而湿落不能飞翔!/只有远望着天边的希望，/吃着自己的肉，/度过这等待的暗夜茫茫!”他鄙弃像狗一样卑怯和驯良，宁愿是一匹野生的狼。“为了饥寒和迫害，/一时躲进这可悲的山谷里，/那些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猎取我了，/同时还宣扬着狼底残忍和无良，非打死不可的理由。/我应该从那枪火最密的地方冲出去吧？”妻子正在月子里，孩子嗷嗷待哺中，他不能马上离开现在陷身的环境。写给毛泽东的信，主要是希望约见谈话。写给洛甫的信，是商量借钱作路费，待到10月鲁迅忌日纪念活动结束后，就将携妻将雏再次离开延安。写给艾思奇的信，是交代有关“文抗”组织关系事宜。

    7月16日，萧军信件寄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亲自赶到“文抗”，通知萧军，毛泽东已经收到来信，由于患肩周炎，提笔写字不便，待过几天约谈。

    7月18日，萧军接胡乔木代毛泽东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从下午一时许到晚上八点半，谈话持续七个多小时，并留待共进晚餐。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萧军很坦率，如实介绍自己这次来延安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感受，包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