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运动来临，人的神经都变得异常敏感。不仅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敏感于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平时嘻嘻哈哈的人，这时一改常态，变得谨小慎微。比如对老师，平时可以尊敬有加，但到运动来时，就要绷紧一根弦，看看他是否会有“问题”以确定需要保持的距离，防止万一有了“问题”，会因接触频繁受到牵连。比如对同学，平时可以无所顾忌，这时就“未可全抛一片心”了，虽不必逢人只说三分话，也要防着哪天会牵丝攀藤地卷入某些事件。这时，喊名字也大有讲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揪出来”，那么自然该称“老师”或是“先生”，一切如旧。如果他被疑惑竟扣上了“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帽子”，那就要直呼其名，而且语气要冷淡，否则或许就是因为语气稍稍亲昵，遭人检举，便会带来麻烦。对同学也一样，不管是叫“变色龙”还是“小爬虫”，尽管不是什么正式的定罪，也要做出“划清界限”的模样。

    这一点，非止中国，凡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好像都受过同样的训练。

    何以见得？有事为证。

    名字的敏感

    “文革”前一年，刚从“四清”归来，我在复旦大学被调去教越南留学生汉语。“文革”风起，这汉语也便渐渐教不成了，不过越南学生一时还没有撤回。

    就在1966年6月2日的晚上(这个日子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在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校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忽然叫我和新闻系谭启泰同学随他一起去解放日报。晚间前往，所为何事，不曾说明。到了那里，才知道是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召见，布置要复旦连夜写两篇大字报以呼应聂元梓的大字报，次日分别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刊发，并规定每篇要有四五人联署，领衔者要同聂一样，是总支书记一级的干部。他还关照解放日报把这事儿告诉人民日报，转载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