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恋爱

    延安的婚恋往事极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干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爱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 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只能在献身抗日的旗帜下有所限制。1937年9月的“黄克功事件”以前，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说“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

    红小鬼陈丕显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才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来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根据地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情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服从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福兮祸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即使在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也是如此。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范元甄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的信任与提拔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