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杰群

    [原编者按：“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1898年5月，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张之洞写 《劝学篇》，在其“外篇”中的“设学”一节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 《清代学术概论》，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之后，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国学热”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

    以上所叙述的“国学路径”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这样的“路径”同时告诉我们：“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

    “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25年—1929年，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曾经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熠熠生辉。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输出74名毕业生，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

    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改大”的契机，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1929年6月21日，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

    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它定义了何为“国学”，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供血”。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时时重温。

    清華“改大”，国学先行

    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