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男

    父亲被暗杀后，我们一家昆明—上海—香港之间的辗转

    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内战，国内政治形势日趋险恶。父亲李公朴和闻一多伯伯于当年7月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昆明形势非常危险，而母亲悲痛欲绝，身体极度虚弱，我又不满15岁，弟弟才13岁。我们少不更事，不会应对，全家陷入困境。在这种特殊时刻，协助父亲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的王健毅然决定留下来照顾我们。

    当时抗战结束近一年，西南联大很多人纷纷复原回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王健和我母亲张曼筠商量，决定让我们回到父亲抗战前工作生活过的上海。这年8月，他先安排我们坐运输机回到上海，之后把北门书屋的工作收尾完成后也来到上海。

    经父亲的老朋友、救国会老难友沈钧儒先生的介绍，我和弟弟得以进入上海法学院附属中学读书，我读高一，弟弟读初三。1947年，蒋管区政治经济日益腐败，物价高涨，民不聊生。5月4日，上海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5月20日，上海和其他各地联合一致行动，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示威大游行，公开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我和弟弟经常白天上街义卖学生编写的小报，晚上去上海法学院听学联组织的形势分析报告会，还参加了由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到上海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五二〇”运动中，我克服学校的干扰，参加了上海法学院的游行队伍，跟着师兄师姐们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内战祸国殃民的道理。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学校以“不受教导，滋生事端”为由，勒令我转学，实际上是将我开除了。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中国民主同盟因为坚持全国政治协商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母亲是民盟盟员，受到了特务的监视。我是个被开除的学生，其他中学也绝不会再收留我。在上海，我们全家再次陷入困境。

    恰在此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准备在香港恢复民主同盟，因此，母亲与王健商量后，决定全家转移香港。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我们决定从香港去解放区

    到香港后，经王健牵线搭桥，我们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年多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纷纷响应。我们全家再次提出到解放区的要求 (1946年刚到上海时曾提出过，鉴于当时的形势，组织上没有同意)，这次组织上同意了。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和连贯决定由王健护送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愿意去解放区的进步人士的家属一起到解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