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小年夜。

    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

    按照惯例，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会在《解放日报》的“新世说”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

    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国人“十二年一轮回”的观念，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 十二年前的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他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的。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在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

    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道：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林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再往前一些，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上海，说了自己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有些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