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琪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占据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整个23楼。

    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铄和刘军是这座“中国城”里的四个年轻译员。何亚非(后曾担任国侨办副主任)翻译速度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为中国驻美大使)则长于对词句的推敲，两人的字都很好看。

    郎胜铄等都是从设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来纽约工作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升为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一下凸显出来。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现在，北京方面要求“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参加的每一个委员会”都要有中文翻译。而出色的同声传译人员，特别是在中文方面的，“就像音乐会小提琴手一样稀少”。

    于是，合作开办联合国译员班，就成为这一青黄不接时期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筹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随丈夫、首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来到纽约。她回忆说，当时中国代表团急需来自大陆的译员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个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1972年，外交部给北外转来一份文件，是联合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合作举办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协议。

    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研究了那份协议。他记得，协议提出，联合国每年给莫斯科语言学院拨款近30万美元，但要检查、监督培训班的工作。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家担心被批成“卖国主义”，所以顾虑还是比较多。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布携夫人专程来华，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商谈举办译训班事宜。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

    张中载回忆，邓小平复出后批准了这一项目，筹备工作随即展开。但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筹备工作也搁浅了。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逊来访，同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冀朝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谈，敲定了开办译训班的细节。

    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任职，他说，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明显意图：中国交了高额的联合国会费，应该有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工作，但是却派不出来。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前往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