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那是在我看见一名伦敦警察用手指着一个愁眉苦脸的顽皮小孩时，我想起了卫理，还有他把鞭炮从信箱放进我诊所的那段日子。

    那种爆竹，他们好像叫做“水鸳鸯”。每当我穿过漆黑的走道来应门铃时，那玩意儿就会在我脚边爆炸，把我吓得跳到半空中。

    一个十岁大的小男孩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我从来也没伤害过他，可他经常会变换一些恶作剧的花样，或是把垃圾从信箱塞进来，或是把我们在大石板之间开垦出的一小片花园上种的花拔掉，或是用粉笔在我的汽车上写一些粗话。

    不过，我知道我并不是他唯一的受害人，因为我也听过别人的抱怨。

    卫理的最大成就，无疑是他把诊所外面那个煤坑上的铁栅搬走那件事。那个铁栅在前门台阶左边，铁栅下面有条很陡的坡道，送煤的人都是利用这条坡道把煤袋倒到坑洞里面。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一时的灵感，不过他在德禄镇庆那天把铁栅偷走了。庆祝活动是要由郝登银线乐队带头的全镇游行首先登场。隔着卧房的窗户往下看，我看见他们全都聚到了下面的马路。我和海伦快步迈出了大门。原先站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游行开始的镇民们，现在可有了另一样可供观赏的东西。男女幼童军们在行列中热情地跟我挥着手，而街上和四面八方的大人们也都亲切地对着我点头、微笑。

    我猜，他们这时的想法一定是：“看，那个年轻兽医出来了。他才刚结婚呢!旁边那位就是他太太。”

    一股幸福的感觉涌到我心头。放眼四周，我频频露出几缕庄严的微笑，并不时像个皇族似的举起手来，慈祥地向台下的群众答礼。然后，我注意到海伦快被我挤得没位置站了，所以，我向左边原来该有铁栅的地方跨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