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bett等发现，西方人倾向于分析性思维，东亚人更倾向于整体性思维[15]。因此，对西方人而言，两步问题形式明确要求他们先计算“在总数为100次的机会中，珍妮通过口语测试的机会是多少次”，再计算“其中她被录取的机会是多少次”，这种分析性的思维操作有助于他们顺利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而对于中国被试，同样的分析性思维操作可能并未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中国被试面对贝叶斯推理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整体性解决，即“一步到位”，直接给出答案。因此，他们解决两步问题与解决一步问题的成绩之间没有出现显著差别，甚至解决一步问题的表现可能还会更好一些。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做出的上述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实验一的结果还表明，问题提问信息格式对中国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也有影响，与几率格式相比，频率格式可以显著改善两步问题的贝叶斯推理成绩。这也与Girotto和Gonzalez的研究结果[12]不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问题提问的信息格式不影响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成绩。这可能也反映了上述东西方人的不同思维风格和特点。对于擅长分析性思维的西方人而言，问题提问是几率格式或是频率格式，其差异并不大，作用也不明显。而对于擅长整体性思维、完成两步问题并未能表现出任何优势的中国被试而言，问题提问究竟是几率格式还是频率格式，在解决两步问题时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

    实验二主要研究信息结构对中国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结构对于中国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有明显的影响，具有分割的信息结构的问题明显优于具有未分割的信息结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