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与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关系：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3)
在大学生自我分化方面，总体都处于中上水平(M=3.81)，但在一定程度上受性别影响：男生在自我分化的情绪反应上水平更高，女生在自我分化的情感断绝水平更高，但总分以及自我立场、人际融合这两个水平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具体的数值详见表2。
在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方面，总体水平较低(M=1.53)，但是男生比女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解决状况更差，不过男女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和强度并无明显差异，具体数值详见表2。
3.2父母冲突、自我分化与大学生宿舍冲突的关系
根据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可知，总体来说，大学生所感知的父母冲突越明显(冲突频率越高，冲突强度越大，冲突解决越差)，其自我分化水平就会越低(更多情绪反应和情感断绝，自我立场越不稳定，人际融合越明显)，同时也更容易采用竞争或回避的宿舍冲突方式，但与合作或顺从方式的相关并不明显(其中只有父母冲突频率与顺从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大学生更少采用竞争、回避或顺从的宿舍冲突方式，而更多采用合作的宿舍冲突方式。
3.3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及其机制
相关分析发现父母冲突只与竞争、回避和顺从等消极宿舍冲突方式的相关显著，但与合作的相关不显著。因此，接下来只探讨父母冲突对消极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用极大似然法探讨大学生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其宿舍冲突之间的中介影响。结果发现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1)，并且模型拟合良好(x2/df=4.631，RMSEA=0.060，CFI=0.954，IFI=0.954，GFI=0.971)。
由于在父母冲突、大学生自我分化和宿舍冲突这三个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因此将男、女生分开建模。分别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男生模型(x2/df=2.944；RMSEA=0.077；CFI=0.928；IFI=0.929；GFI=0.948)和女生模型(x2/df=3.195；RMSEA=0.075；CFI=0.958；IFI=0.958；GFI=0.971)的拟合指标均较好，但男生、女生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在男生模型中。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2)，其中中介效应占55.28%。直接效应占44.72%：在女生模型中，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3)。
4讨论
4.1大学生宿舍冲突的现状
总体来说，大学生的宿舍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冲突较少，他们更多采用的是合作的方式，竞争则是最少采用的方式。这与张翔和樊富珉(2003)的研究较为一致，该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合作策略使用最广，回避策略次之，用得最少的是竞争。并且在竞争方式的使用上，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竞争的宿舍冲突方式：这一差异并非偶然。Bandura(1965)早年的研究就发现，无论是模仿性的还是非模仿性的攻击行为，男生都比女生更多。
4.2父母冲突与大学生宿舍冲突的关系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父母冲突与不同类型的宿舍冲突方式之间的关系不同。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他们越可能采取竞争、回避或顺从等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尤其是竞争和回避两种宿舍冲突方式，与父母冲突的频率、程度和解决三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然而，大学生对合作这一积极的宿舍冲突方式的使用频率，与父母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这一关系，也许可以用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3)来解释。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冲突，要么通过吵架，要么通过冷战，亦或是一方吵、另一方回避或迁就的方式进行，而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通过耳濡目染，就会习得这样的冲突方式，从而在自己的人际交往中重现熟悉的模式。这种现象在家庭治疗领域也叫代际传递(杨阿丽等，2007；Tallman，Gray，Kullberg，&Hender-son，199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父母冲突水平越高，大学生更多地采用竞争、回避或顺从等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然而，父母冲突水平的高低与大学生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宿舍冲突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消极行为更多地对消极行为起到示范作用，而对积极行为并没有反向的作用。这一结果说明代际传递可能只存在于不同代之间相同或者相似性质的行为之间。
4.3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和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关系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可见，自我分化对于大学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Davies和Cummings(1994)的情绪安全感假说以及Grvch和Fincham(1990)的认知情景模型都提出，经常暴露于父母冲突的孩子更容易情绪化，其情绪控制能力更差。而根据Bowen对家庭关系的理解，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内心都会经历“成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感”和“与家庭保持联系的亲密感”两种力量的相互对抗，个体自我分化的发展源于家庭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对于父母之间冲突频繁的家庭而言，会经常将孩子卷入父母冲突的三角关系中(Buehler&Welsh，2009)，而这些孩子就很难在“独立感”与“亲密感”之间找到平衡，也很难冷静理智地面对压力情境，自然其自我分化水平就会更低。
从自我分化的定义来看，它是指个体能够调节自己的情感，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并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能够找到亲密与独立之间的平衡(Skowron，Wester，&Azen，2004)。在人际情境中，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情绪冲动，也更可能通过人际融合(迎合他人)或情感断绝(回避)来应对压力(Nichols&Schwartz，2000)。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我分化水平低的大学生在遇到宿舍冲突时，更多使用竞争、回避和顺从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而较少使用合作。以往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其人际困扰就会更多(安芹，邱剑，刘玉利，2011；费涛，2011)。 (邓林园 刘丹 伍明明 方晓义)
在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方面，总体水平较低(M=1.53)，但是男生比女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解决状况更差，不过男女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频率和强度并无明显差异，具体数值详见表2。
3.2父母冲突、自我分化与大学生宿舍冲突的关系
根据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可知，总体来说，大学生所感知的父母冲突越明显(冲突频率越高，冲突强度越大，冲突解决越差)，其自我分化水平就会越低(更多情绪反应和情感断绝，自我立场越不稳定，人际融合越明显)，同时也更容易采用竞争或回避的宿舍冲突方式，但与合作或顺从方式的相关并不明显(其中只有父母冲突频率与顺从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大学生更少采用竞争、回避或顺从的宿舍冲突方式，而更多采用合作的宿舍冲突方式。
3.3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及其机制
相关分析发现父母冲突只与竞争、回避和顺从等消极宿舍冲突方式的相关显著，但与合作的相关不显著。因此，接下来只探讨父母冲突对消极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用极大似然法探讨大学生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其宿舍冲突之间的中介影响。结果发现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1)，并且模型拟合良好(x2/df=4.631，RMSEA=0.060，CFI=0.954，IFI=0.954，GFI=0.971)。
由于在父母冲突、大学生自我分化和宿舍冲突这三个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因此将男、女生分开建模。分别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男生模型(x2/df=2.944；RMSEA=0.077；CFI=0.928；IFI=0.929；GFI=0.948)和女生模型(x2/df=3.195；RMSEA=0.075；CFI=0.958；IFI=0.958；GFI=0.971)的拟合指标均较好，但男生、女生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在男生模型中。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2)，其中中介效应占55.28%。直接效应占44.72%：在女生模型中，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3)。
4讨论
4.1大学生宿舍冲突的现状
总体来说，大学生的宿舍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冲突较少，他们更多采用的是合作的方式，竞争则是最少采用的方式。这与张翔和樊富珉(2003)的研究较为一致，该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合作策略使用最广，回避策略次之，用得最少的是竞争。并且在竞争方式的使用上，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竞争的宿舍冲突方式：这一差异并非偶然。Bandura(1965)早年的研究就发现，无论是模仿性的还是非模仿性的攻击行为，男生都比女生更多。
4.2父母冲突与大学生宿舍冲突的关系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父母冲突与不同类型的宿舍冲突方式之间的关系不同。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他们越可能采取竞争、回避或顺从等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尤其是竞争和回避两种宿舍冲突方式，与父母冲突的频率、程度和解决三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然而，大学生对合作这一积极的宿舍冲突方式的使用频率，与父母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这一关系，也许可以用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3)来解释。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冲突，要么通过吵架，要么通过冷战，亦或是一方吵、另一方回避或迁就的方式进行，而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通过耳濡目染，就会习得这样的冲突方式，从而在自己的人际交往中重现熟悉的模式。这种现象在家庭治疗领域也叫代际传递(杨阿丽等，2007；Tallman，Gray，Kullberg，&Hender-son，199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父母冲突水平越高，大学生更多地采用竞争、回避或顺从等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然而，父母冲突水平的高低与大学生采取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宿舍冲突的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消极行为更多地对消极行为起到示范作用，而对积极行为并没有反向的作用。这一结果说明代际传递可能只存在于不同代之间相同或者相似性质的行为之间。
4.3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和大学生宿舍冲突方式的关系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可见，自我分化对于大学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Davies和Cummings(1994)的情绪安全感假说以及Grvch和Fincham(1990)的认知情景模型都提出，经常暴露于父母冲突的孩子更容易情绪化，其情绪控制能力更差。而根据Bowen对家庭关系的理解，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内心都会经历“成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感”和“与家庭保持联系的亲密感”两种力量的相互对抗，个体自我分化的发展源于家庭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对于父母之间冲突频繁的家庭而言，会经常将孩子卷入父母冲突的三角关系中(Buehler&Welsh，2009)，而这些孩子就很难在“独立感”与“亲密感”之间找到平衡，也很难冷静理智地面对压力情境，自然其自我分化水平就会更低。
从自我分化的定义来看，它是指个体能够调节自己的情感，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并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能够找到亲密与独立之间的平衡(Skowron，Wester，&Azen，2004)。在人际情境中，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情绪冲动，也更可能通过人际融合(迎合他人)或情感断绝(回避)来应对压力(Nichols&Schwartz，2000)。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我分化水平低的大学生在遇到宿舍冲突时，更多使用竞争、回避和顺从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而较少使用合作。以往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个体自我分化水平越低，其人际困扰就会更多(安芹，邱剑，刘玉利，2011；费涛，2011)。 (邓林园 刘丹 伍明明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