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承诺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夫妻牺牲行为的中介作用(4)
另外，考察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发现。客体效应仅存在于妻子的婚姻承诺对丈夫婚姻质量的影响上，即丈夫的婚姻质量不仅受到自身婚姻承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妻子婚姻承诺的影响：而妻子的婚姻质量只会受到自身婚娴承诺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说明丈夫仅有维持婚娴关系的意愿，是不能够让妻子感到婚姻幸福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在中国的文化里，男性在婚娴中很少与另一半分享内心感受，会被认为是一种软弱的或“女子气”的表现。所以，丈夫保持婚姻的长久意愿并不为妻子所知，而妻子并没有这些社会规范的束缚，更倾向于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行为向丈夫表达。这样，妻子无形中将自身对婚娴的承诺传达给了丈夫，进而对丈夫的婚姻质量产生影响。
4.3牺牲行为在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不仅证实了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也证实了婚姻承诺能增加牺牲行为的频率(Stanley，Whitton，Sadberry，Clements，&Markman，2006)。但在牺牲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上，丈夫和妻子存在性别差异。只有丈夫的牺牲频率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妻子的牺牲频率与自身及配偶的婚姻质量并无显著相关。即是说，妻子对家庭的牺牲并不有利于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这与女权主义者们对牺牲的看法相一致(Cramer，2002；Fritz&Helgeson，1998)。这一结果不仅是对西方已有研究的一个发展，而且也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已有研究存在的矛盾之处，即牺牲对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女性而言，越多的牺牲可能是导致越大的心理压力和对关系的不满意(Jack，1991；Lerner，1988)。而对男性而言，放弃一些短暂的个人愿望去成全婚姻或另一半，可能带来更多的个人满足感(Bahr&Bahr，1997)，同时有助于夫妻间“恩情”的发展(Chen& Li，2007)，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度。
进一步考察发现，丈夫的牺牲频率在婚姻承诺与自身婚姻质量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产生作用的机制是完全通过牺牲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一结果也可以解释以往研究中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预测作用的不一致，因为承诺只是个人对保持婚姻关系的内在动机，空有对婚姻的美好意愿，不付诸实际的行动，是不能对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有所提升的。因此，婚姻承诺可促使丈夫对婚姻和家庭做出更多的牺牲，这种牺牲带来的满足感和让妻子感知到的“爱”，进而提高自身和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只看到了丈夫牺牲频率的预测作用，而妻子本身的牺牲频率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对家庭的付出是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的关键性因素。结合“互惠理论”的观点，如果妻子感知到丈夫对婚姻和家庭做出的牺牲，这样对双方牺牲行为比较的结果，就会增进妻子本身对关系的认同，其婚姻质量会更好。当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牺牲行为的感知更加敏锐，另一方面可能丈夫在夫妻生活中更倾向于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妻子及家庭的爱，而不仅是口头的承诺。这也为婚姻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即相较于妻子的牺牲行为而言，丈夫的牺牲行为似乎是更应该被提倡和强调：而在强调丈夫多做出牺牲的同时，更要强调丈夫做出的牺牲怎样才能更好地被妻子感知到，正如Whitton等人在《Sacrifi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os》一章中所述的(Vangelisti，Reis，&Fitz-patrick，2002)，对牺牲行为的感知才是对婚姻质量产生不同影响的关键因素。
5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丈夫对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感知显著高于妻子：并且。丈夫比妻子报告有更多的“行动服务”上的牺牲行为：(2)夫妻的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妻子的婚姻承诺还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3)丈夫的牺牲频率在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也能显著预测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妻子的牺牲频率在本身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的牺牲行为对婚姻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侯娟 方晓义 谢庆红 曹洪建)
4.3牺牲行为在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不仅证实了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也证实了婚姻承诺能增加牺牲行为的频率(Stanley，Whitton，Sadberry，Clements，&Markman，2006)。但在牺牲行为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上，丈夫和妻子存在性别差异。只有丈夫的牺牲频率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妻子的牺牲频率与自身及配偶的婚姻质量并无显著相关。即是说，妻子对家庭的牺牲并不有利于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这与女权主义者们对牺牲的看法相一致(Cramer，2002；Fritz&Helgeson，1998)。这一结果不仅是对西方已有研究的一个发展，而且也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已有研究存在的矛盾之处，即牺牲对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女性而言，越多的牺牲可能是导致越大的心理压力和对关系的不满意(Jack，1991；Lerner，1988)。而对男性而言，放弃一些短暂的个人愿望去成全婚姻或另一半，可能带来更多的个人满足感(Bahr&Bahr，1997)，同时有助于夫妻间“恩情”的发展(Chen& Li，2007)，提高妻子的婚姻满意度。
进一步考察发现，丈夫的牺牲频率在婚姻承诺与自身婚姻质量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产生作用的机制是完全通过牺牲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一结果也可以解释以往研究中婚姻承诺对婚姻质量预测作用的不一致，因为承诺只是个人对保持婚姻关系的内在动机，空有对婚姻的美好意愿，不付诸实际的行动，是不能对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有所提升的。因此，婚姻承诺可促使丈夫对婚姻和家庭做出更多的牺牲，这种牺牲带来的满足感和让妻子感知到的“爱”，进而提高自身和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只看到了丈夫牺牲频率的预测作用，而妻子本身的牺牲频率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对家庭的付出是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的关键性因素。结合“互惠理论”的观点，如果妻子感知到丈夫对婚姻和家庭做出的牺牲，这样对双方牺牲行为比较的结果，就会增进妻子本身对关系的认同，其婚姻质量会更好。当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牺牲行为的感知更加敏锐，另一方面可能丈夫在夫妻生活中更倾向于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妻子及家庭的爱，而不仅是口头的承诺。这也为婚姻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即相较于妻子的牺牲行为而言，丈夫的牺牲行为似乎是更应该被提倡和强调：而在强调丈夫多做出牺牲的同时，更要强调丈夫做出的牺牲怎样才能更好地被妻子感知到，正如Whitton等人在《Sacrifi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os》一章中所述的(Vangelisti，Reis，&Fitz-patrick，2002)，对牺牲行为的感知才是对婚姻质量产生不同影响的关键因素。
5结论
通过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丈夫对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感知显著高于妻子：并且。丈夫比妻子报告有更多的“行动服务”上的牺牲行为：(2)夫妻的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妻子的婚姻承诺还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3)丈夫的牺牲频率在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也能显著预测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妻子的牺牲频率在本身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的牺牲行为对婚姻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侯娟 方晓义 谢庆红 曹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