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1)
摘要 作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共情一直是社会认知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共情原本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逐渐变得模糊，具体表现为共情与同情术语的混用。事实上，与共情不同，同情的历史更加悠久，例如孟子提出的侧隐之心和休谟提出的同情说。为了辨析共情与同情的概念和内涵，以及阐述现有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本文从词源、概念和测量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期望进一步规范相关术语的使用，进而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 共情，同情，词源，概念，测量。
分类号 B842.6
1引言
作为社会性物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而共情则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共情有助于个体理解和共享他人的感受(Decety，Bartal，Uzefovsky，& Knafo-Noam，2016；黄翯青，苏彦捷，2012；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2009)，共情水平越高的个体对他人的情绪越敏感(Atlas，Bolger，Lindquist，&Wager，2010；黄翯青，苏彦捷，2010；颜志强，王福兴，苏彦捷，2016)，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有更好的表现(de Wied，Branie，& Meeus，2007)。同时，个体的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性成正比(丁凤琴，陆朝晖，2016)，与攻击性成反比(赵陵波，蒋宇婧，任志洪，2016)。
然而，近来有研究者指出共情并非总是引发具有正性社会影响的行为(Bloom，2016，2017a)。例如，共情的演化特性使得个体更容易对内群体、本种族的个体产生共情，而这将会导致偏见和不平等的产生(Batson，Klein，Highberger，& Shaw，1995；Bloom，2016)。Bloom(2017a)认为，人们应该对他人进行同情，而非共情。与共情相比，同情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并且不会给个体带来效价较强的负性情绪体验(Jordan，Amir，& Bloom，2016)。针对Bloom的观点，Zaki(2017)指出，Bloom在其论文中所提到的共情是单一成分的。其实，大多数研究者都指出共情是多侧面的并且其结构十分复杂(Davis，1983；Deeety，2010)。不过，Zaki同意Bloom所提到的同情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对于Zaki的评论，Bloom(2017b)则指出，首先，共情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论并未得到统一；其次，现有研究确实发现共情与同情在心理加工过程上并不一样。
受Bloom(2017a)研究的启发，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共情和同情在许多研究中其实一直处于混用的状态。如一些研究者将人际关系指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Davis，1983)中的共情关注或情绪共情作为同情的测量指标(Ball，Smetana，& Sturge-Apple，2017；Carlo & Randall，2002；Jolliffe & Farrington，2006；Skoe，2010)，或是将同情视为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的组合(McGinley & Carlo，2006)，甚至直接把共情和同情当作一个概念(Baldner & McGinley，2014)。但是，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一些研究者(Vossen，Piotrowski，& Valkenburg，2015；王阳，王才康，温忠麟，肖婉婷，2017)指出，虽然二者都是对他人情绪所做出的反应，但共情的情绪反应与客体情绪基本一致，同情则不随客体情绪不同而产生变化。此外，共情的内容可以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而同情的内容通常是消极情绪且明显隐含了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与评价。
对于现有的学术争论，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从以下两点进行讨论：(1)共情与同情的词源、内涵辨析；(2)共情与同情的测量。最后，就共情、同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这两方面进行了展望。
2共情与同情的概念辨析
为了厘清共情与同情的异同，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英汉词典、回顾性的综述和心理学领域的百科全书中了解术语的词源及其发展；其次，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探讨、归纳和总结二者内涵的异同。
2.1共情与同情的词源及其发展
共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Compas-sion)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术语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英文和中文的角度来进行介绍。
从汉语词源的角度而言则更为复杂，尤其是既存在本土词汇又有翻译术语的时候。首先，同情作为本土词汇，在《辞源》一书(史建桥，2009)中便有所记载，但是共情则一直没有官方词典的记录；其次，與英文术语的渐进发展不同，中文术语的翻译由于翻译者对概念的理解程度和专业背景的不同而显得比较混乱。2003年出版的《大辞海》心理学卷的咨询心理学部分收录了e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感，释义为同理心(empathic understanding)；哲学卷的外国美术史部分收录了sy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情，释义为分享旁人乃至旁物的情绪活动。《现代心理学现代英汉一汉英心理学词汇》一书中将empathy译为共情、移情，将sympathy译为同情、共感、替代体验，将compassion译为怜悯、同情。相较于sympathy和compassion翻译的一致性，国内对empathy的翻译更加混乱，例如“投情”、“神人”和“同理心”等，译名的合适性曾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论(胜利，2010；肖福芳，申荷永，2010；徐凯文，2010；许又新，2010)。
通过梳理和回顾共情与同情的词源明确术语的诞生及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发现词源的混乱和释义的近似或许是导致术语使用出现混淆的原因，而纷繁杂乱的术语使用现象更加凸显了本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而言，由于心理学研究方向的繁杂以及概念理解的不同，共情就涉及到了美学、临床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方向，目前主要集中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颜志强，苏彦捷，2017)；同情由于在词源和翻译上在一段时间内和共情存在一致，从而也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之后的研究者。虽然后来随着对术语和概念的认识逐渐加深，大家对共情和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区分，但是却缺少回顾性和追溯性的文献梳理。因此，本文既希望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术语选择方面可以借鉴的内容，也希望以此立论邀请更多的学术同行对这两个术语和概念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关键词 共情，同情，词源，概念，测量。
分类号 B842.6
1引言
作为社会性物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而共情则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共情有助于个体理解和共享他人的感受(Decety，Bartal，Uzefovsky，& Knafo-Noam，2016；黄翯青，苏彦捷，2012；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2009)，共情水平越高的个体对他人的情绪越敏感(Atlas，Bolger，Lindquist，&Wager，2010；黄翯青，苏彦捷，2010；颜志强，王福兴，苏彦捷，2016)，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有更好的表现(de Wied，Branie，& Meeus，2007)。同时，个体的共情水平与其亲社会性成正比(丁凤琴，陆朝晖，2016)，与攻击性成反比(赵陵波，蒋宇婧，任志洪，2016)。
然而，近来有研究者指出共情并非总是引发具有正性社会影响的行为(Bloom，2016，2017a)。例如，共情的演化特性使得个体更容易对内群体、本种族的个体产生共情，而这将会导致偏见和不平等的产生(Batson，Klein，Highberger，& Shaw，1995；Bloom，2016)。Bloom(2017a)认为，人们应该对他人进行同情，而非共情。与共情相比，同情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并且不会给个体带来效价较强的负性情绪体验(Jordan，Amir，& Bloom，2016)。针对Bloom的观点，Zaki(2017)指出，Bloom在其论文中所提到的共情是单一成分的。其实，大多数研究者都指出共情是多侧面的并且其结构十分复杂(Davis，1983；Deeety，2010)。不过，Zaki同意Bloom所提到的同情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对于Zaki的评论，Bloom(2017b)则指出，首先，共情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论并未得到统一；其次，现有研究确实发现共情与同情在心理加工过程上并不一样。
受Bloom(2017a)研究的启发，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共情和同情在许多研究中其实一直处于混用的状态。如一些研究者将人际关系指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Davis，1983)中的共情关注或情绪共情作为同情的测量指标(Ball，Smetana，& Sturge-Apple，2017；Carlo & Randall，2002；Jolliffe & Farrington，2006；Skoe，2010)，或是将同情视为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的组合(McGinley & Carlo，2006)，甚至直接把共情和同情当作一个概念(Baldner & McGinley，2014)。但是，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一些研究者(Vossen，Piotrowski，& Valkenburg，2015；王阳，王才康，温忠麟，肖婉婷，2017)指出，虽然二者都是对他人情绪所做出的反应，但共情的情绪反应与客体情绪基本一致，同情则不随客体情绪不同而产生变化。此外，共情的内容可以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而同情的内容通常是消极情绪且明显隐含了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与评价。
对于现有的学术争论，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从以下两点进行讨论：(1)共情与同情的词源、内涵辨析；(2)共情与同情的测量。最后，就共情、同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这两方面进行了展望。
2共情与同情的概念辨析
为了厘清共情与同情的异同，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英汉词典、回顾性的综述和心理学领域的百科全书中了解术语的词源及其发展；其次，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探讨、归纳和总结二者内涵的异同。
2.1共情与同情的词源及其发展
共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Compas-sion)在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术语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英文和中文的角度来进行介绍。
从汉语词源的角度而言则更为复杂，尤其是既存在本土词汇又有翻译术语的时候。首先，同情作为本土词汇，在《辞源》一书(史建桥，2009)中便有所记载，但是共情则一直没有官方词典的记录；其次，與英文术语的渐进发展不同，中文术语的翻译由于翻译者对概念的理解程度和专业背景的不同而显得比较混乱。2003年出版的《大辞海》心理学卷的咨询心理学部分收录了e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感，释义为同理心(empathic understanding)；哲学卷的外国美术史部分收录了sy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情，释义为分享旁人乃至旁物的情绪活动。《现代心理学现代英汉一汉英心理学词汇》一书中将empathy译为共情、移情，将sympathy译为同情、共感、替代体验，将compassion译为怜悯、同情。相较于sympathy和compassion翻译的一致性，国内对empathy的翻译更加混乱，例如“投情”、“神人”和“同理心”等，译名的合适性曾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论(胜利，2010；肖福芳，申荷永，2010；徐凯文，2010；许又新，2010)。
通过梳理和回顾共情与同情的词源明确术语的诞生及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发现词源的混乱和释义的近似或许是导致术语使用出现混淆的原因，而纷繁杂乱的术语使用现象更加凸显了本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而言，由于心理学研究方向的繁杂以及概念理解的不同，共情就涉及到了美学、临床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方向，目前主要集中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颜志强，苏彦捷，2017)；同情由于在词源和翻译上在一段时间内和共情存在一致，从而也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之后的研究者。虽然后来随着对术语和概念的认识逐渐加深，大家对共情和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区分，但是却缺少回顾性和追溯性的文献梳理。因此，本文既希望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术语选择方面可以借鉴的内容，也希望以此立论邀请更多的学术同行对这两个术语和概念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