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平衡双构面视角下社会支持对农村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1)
摘要 探讨社会支持对农村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及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工作家庭平衡量表、工作投入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351名农村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教师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之间彼此显著相关；(2)社会支持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农村教师的工作投入水平。这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影响农村教师工作投入度，也能間接地通过工作家庭平衡对其产生影响。
关键词 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投入，社会支持，农村教师。
分类号 G443
1引言
农村教师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教学任务繁重，生活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家庭冲突比较突出，而薪资待遇又普遍较差，这导致农村教师人际关系的蔽塞与敏感(张永忠，邓香兰，李文虎，2006；赵燕，张翔，韦磐石，2010；孙德芳，林正范，2014)，使其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与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教育条件落后，生源较差，培训单一且不充分，教师专业发展的城市化取向等环境因素，使农村教师难以形成和获得良好的职业认同感与成就感，进而导致教学上的不积极与工作上的不投入(李介，2016)。农村教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工作家庭平衡双构面视角，深入探讨农村教师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为农村教师走出困境提供理论参考。
现有关于工作家庭关系的文献，大多从消极或积极的单一视角进行考量，聚焦于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或工作家庭促进(Work-Family Facilitation，WFF)一个方面，因而难以全面揭示工作家庭关系的整体面貌(Carlson，Grzywacz，& Zivnuska，2009；Jain & Nair，2013；王晶，吴明霞，廖礼惠，吴梅宝，2010；于悦，周明洁，郭啕澄，贺琼，张建新，2016)。近年来，基于工作家庭界面整合视角的构念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WFB)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重视。Grzywacz等(Grzywacz & Carlson，2007)指出，工作家庭平衡是指个体拥有良好的工作与家庭职能，实现两者的角色期望；是个体在达到工作家庭冲突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工作家庭之间促进作用最大化的状态。他们倡导以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来考察工作家庭平衡，使其测量更具有可操作性。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平衡不仅对保持个体身心健康、促进组织良好运转、维系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生活满意度、家庭表现、组织承诺等诸多结果变量的解释率都超过了工作家庭冲突或工作家庭促进单独作用的结果(Allen，Herst，Bruck & Sutton，2000；Brough & Kalliath，2009；Carlson et al.，2009；Carlson，Kacmar，Zivnuska，& Ferguson，2015；Ernst Kossek & Ozeki，1998)。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指出，个体在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进行转换时，需要跨越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边界，而在跨越领域边界时边界维护者(亲人、同事、领导等)的支持对边界跨越者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高中华，赵晨，2014；史茜，舒晓兵，罗玉越，2010；曾练平，杨忠萍，何明远，黄世伍，潘运，2017)。换言之，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
H1a：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
H1b：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促进显著正相关。
工作投入是衡量个体工作状态的重要指标，由Kahn(1990)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组织成员控制自我与工作角色相结合的状态”。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受目标导向、工作努力程度、上司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对工作绩效与自主学习具有积极的作用(Bakker，Demerouti，& ten Brmnmelhuis，2012)，与离职率和缺勤率等负性工作指标存在显著负相关(Bal，de Cooman，& Mol，2013)。
关于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Saks(2006)认为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特征(组织支持、管理者支持、组织认可度、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都对工作投入有积极影响。该观点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支持，如Othman等人(Othman & Nasurdin，2013)对马来西亚护士的研究发现上司支持对工作投入具有直接预测作用；Toyama等人(Toyama & Mauno，2017)对日本护士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工作投入具有积极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
H2：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工作家庭界面通常被认为是工作投入前因变量之一。有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Karatepe和Karadas(2016)对星级酒店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具有消极影响；于悦等人(2016)对某大型国企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投入、满意度及人格的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平衡正向预测工作投入；王永丽和叶敏(2011)对四家企业的已婚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人正相关。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a：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
H3b：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投入是否同时受到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导？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证据，但以往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工作投入水平(Othman & Nasurdin，2013；Toyama & Mauno，2017；李永占，2016)，还能间接地通过工作生活平衡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Russo，Shteigman，& Carmeli，2016)。可以推测社会支持同样可能通过工作家庭平衡间接地影响个体工作投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 (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赵守盈)
关键词 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投入，社会支持，农村教师。
分类号 G443
1引言
农村教师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教学任务繁重，生活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家庭冲突比较突出，而薪资待遇又普遍较差，这导致农村教师人际关系的蔽塞与敏感(张永忠，邓香兰，李文虎，2006；赵燕，张翔，韦磐石，2010；孙德芳，林正范，2014)，使其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与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教育条件落后，生源较差，培训单一且不充分，教师专业发展的城市化取向等环境因素，使农村教师难以形成和获得良好的职业认同感与成就感，进而导致教学上的不积极与工作上的不投入(李介，2016)。农村教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工作家庭平衡双构面视角，深入探讨农村教师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为农村教师走出困境提供理论参考。
现有关于工作家庭关系的文献，大多从消极或积极的单一视角进行考量，聚焦于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或工作家庭促进(Work-Family Facilitation，WFF)一个方面，因而难以全面揭示工作家庭关系的整体面貌(Carlson，Grzywacz，& Zivnuska，2009；Jain & Nair，2013；王晶，吴明霞，廖礼惠，吴梅宝，2010；于悦，周明洁，郭啕澄，贺琼，张建新，2016)。近年来，基于工作家庭界面整合视角的构念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WFB)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重视。Grzywacz等(Grzywacz & Carlson，2007)指出，工作家庭平衡是指个体拥有良好的工作与家庭职能，实现两者的角色期望；是个体在达到工作家庭冲突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工作家庭之间促进作用最大化的状态。他们倡导以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来考察工作家庭平衡，使其测量更具有可操作性。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平衡不仅对保持个体身心健康、促进组织良好运转、维系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生活满意度、家庭表现、组织承诺等诸多结果变量的解释率都超过了工作家庭冲突或工作家庭促进单独作用的结果(Allen，Herst，Bruck & Sutton，2000；Brough & Kalliath，2009；Carlson et al.，2009；Carlson，Kacmar，Zivnuska，& Ferguson，2015；Ernst Kossek & Ozeki，1998)。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指出，个体在工作与家庭角色之间进行转换时，需要跨越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边界，而在跨越领域边界时边界维护者(亲人、同事、领导等)的支持对边界跨越者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高中华，赵晨，2014；史茜，舒晓兵，罗玉越，2010；曾练平，杨忠萍，何明远，黄世伍，潘运，2017)。换言之，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
H1a：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
H1b：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促进显著正相关。
工作投入是衡量个体工作状态的重要指标，由Kahn(1990)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组织成员控制自我与工作角色相结合的状态”。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受目标导向、工作努力程度、上司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对工作绩效与自主学习具有积极的作用(Bakker，Demerouti，& ten Brmnmelhuis，2012)，与离职率和缺勤率等负性工作指标存在显著负相关(Bal，de Cooman，& Mol，2013)。
关于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Saks(2006)认为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特征(组织支持、管理者支持、组织认可度、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都对工作投入有积极影响。该观点也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支持，如Othman等人(Othman & Nasurdin，2013)对马来西亚护士的研究发现上司支持对工作投入具有直接预测作用；Toyama等人(Toyama & Mauno，2017)对日本护士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工作投入具有积极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
H2：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工作家庭界面通常被认为是工作投入前因变量之一。有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Karatepe和Karadas(2016)对星级酒店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具有消极影响；于悦等人(2016)对某大型国企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投入、满意度及人格的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平衡正向预测工作投入；王永丽和叶敏(2011)对四家企业的已婚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人正相关。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a：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
H3b：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投入是否同时受到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导？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证据，但以往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工作投入水平(Othman & Nasurdin，2013；Toyama & Mauno，2017；李永占，2016)，还能间接地通过工作生活平衡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Russo，Shteigman，& Carmeli，2016)。可以推测社会支持同样可能通过工作家庭平衡间接地影响个体工作投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 (曾练平 何明远 潘运 赵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