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心理服务的定位实际上可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我们平常理解的心理健康服务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大家讲到的社会治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连接起来、放在一起提呢？我以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做好社会治理的问题已经变得迫在眉睫。其中又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物质主义的文化，人们公开追求私利，谋求相对于他人的优势地位。这样的信念对人们的行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所以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频发，甚至一些严重的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是要思考和促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是新冠疫情后，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后续的负性心理效应。这也是整个社会在疫情过去、回归正常生活之后，进行社会治理和提供社会心理服务时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在以上两点之间，我认为是有一个相对的先后次序的。我们通常说“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痛”点体现在人们的心理健康方面，而“通”则要我们在社会治理上下功夫。就是说，如果通过社会治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态顺和了，就会出现一通百通，许多心理健康的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缓解和解决。所以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要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抓住“通”这个关键点，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一些科学可行的治理方向和治理方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以清末民初时期为例，可以看到整个的社会架构分成了两个层面。从中央到郡县地方的政府架构，它是社会治理的上层架构。相对应的，社会基层(农村中的宗族村落，或者城镇中的大家族)是非常重要的底层社会治理结构。上层的政府层面，流动的官员为整个社会传播了精神文化，而在基层社群层面则生活着相对比较固定的群体。连接上层和下层社会结构的是被称为士人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农村的族长、秀才、举人等，城市中的私塾老师等)，他们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儒家的文化理念就广为传播和扎根，因此它在整个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层治理中，它是一种准则，可以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