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茹，王家莹，钱振中，吴云，卢映蓉(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江苏 无锡214023)

    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患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风险很高[1]，伏立康唑(VRC)被推荐作为IFI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由细胞色素P450(CYP) 酶CYP2C9、CYP2C19、CYP3A4代谢，同时它也是这些酶的抑制剂，因此VRC与很多药物之间存在药动学相互作用[2]。他克莫司(TAC)是移植患者免疫治疗方案中的首选钙调磷酸酶抑制剂，肺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使用，其主要通过CYP3A4和CYP3A5代谢。TAC的治疗窗窄，个体差异大，需要常规进行药物浓度监测。移植受者联用VRC往往导致TAC血药浓度波动，过高浓度的TAC使不良反应(尤其是肾毒性)发生率显著提高，而过低的血药浓度可能会增加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2]。目前国内外对两者联用的药动学相互作用研究集中在骨髓移植[3]、肝移植[4]、肾移植[5-6]，对肺移植的研究较少。当移植受者术后IFI治疗开始时，VRC通过抑制CYP3A4代谢，从而增加TAC的血药浓度，药品说明书推荐在VRC启动后TAC需统一减量2/3，然而，实践中发现VRC与TAC的药物相互作用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减量2/3不一定能达到目标治疗浓度。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使用VRC后TAC的剂量和浓度的数据，评价VRC对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TAC血药浓度的影响，进一步指导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使用VRC后TAC剂量的调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行肺移植的患者移植术后早期(移植后第一次住院期间)资料，纳入符合以下标准的受者数据，符合纳排标准的受者共30例。纳入标准：①受者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为TAC+吗替麦考酚酯+激素，并且静脉滴注使用VRC预防或治疗霉菌感染的受者；②年龄均大于18岁；③使用VRC之前TAC均已服用2 d以上，TAC达到稳态血药浓度；④肺移植术后45 d以内；⑤术前肝肾功能正常。排除标准：①使用VRC和TAC联用不足一周；②术后更改免疫抑制方案，更换TAC为环孢霉素；③使用VRC后及第3、5、7日时TAC血药浓度监测数据缺失；④联合应用其他显著影响TAC或VRC血药浓度的药物(如五酯胶囊、奥美拉唑、泮托拉唑、钙通道阻滞药等)；⑤二次移植或合并有其他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