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氏兄弟三院士的医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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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氏三兄弟是校友
一个家庭的三个同胞兄弟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黎氏院士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在中国医学界闻名遐迩。
虽是一家人，三兄弟却难得相见。老大黎鳌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从事烧伤病研究；老二黎介寿、老三黎磊石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一位是肠病专家，一位是肾病专家。兄弟三人各自担负繁重的科研和医疗任务。
黎氏三兄弟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距省会长沙市仅二百余里。黎鳌生于1917年，比二弟长七岁，比三弟长九岁，都是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学部院士。老大黎鳌于1995年当选，1998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老二黎介寿于1996年当选；老三黎磊石于1994年当选，还是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黎鳌是著名的烧伤外科专家，曾任第七军医大教授、普通外科教研室主任，第三军医大副校长，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主任，于1999年83岁高龄病故。二弟黎介寿是普通外科著名专家，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三弟黎磊石是国内外知名的外科临床专家，现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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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鳌在长沙北门外熙宁街的广益中学小学部读过书。介寿、磊石兄弟两个都在广益中学读过一年初中和一年半高中，并且都编在同一个班。因此，三兄弟是广益中学的先后校友。昔日的广益中学已于1955年改为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而今已成为享誉全国的省属重点中学。
兄弟院士性格迥异，哥哥黎介寿温厚儒雅，弟弟黎磊石秉性刚烈，但他们对患者的同情和关爱同样热烈深沉；
兄弟院士一个专攻外科，一个钟情于内科，但他们在各自的医学领域里孜孜以求，写下了辉煌篇章；
兄弟院士一个是半路改行另择专业，一个在本专业内“不择主峰择偏峰”，但他们对医学科学的执着追求如出一辙……
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器官移植是当代医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医学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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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一天深夜，一位13岁的姑娘因腹腔大出血在地方医院急诊手术，整个小肠被切除，剩下的肠子不能吻合，抬到医院时，肠子是用两把血管钳夹住的。姑娘的父亲用渴盼的目光恳求黎介寿：“请您给她接一段肠子吧，要不，就把我的肠子给她!”作为一名专门研究肠道疾病的医生，黎介寿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离去。
那一晚，黎介寿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那个花季少女临死前哀怨的目光，在他的眼前不时闪现。面对越来越多的短肠综合征患者，年已花甲的黎介寿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个难题攻下来，填补这项空白!
当时，肾、肝、心、肺、胰等器官移植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小肠内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与细菌，移植手术面临排斥反应和感染两大难题。为此，世界上尚无成功的先例。
科学研究举步维艰。每一关都要经历很多次失败，仅动物手术后存活24小时这个难题，黎介寿做了将近一年才突破。接着，他又定下动物移植术后成活100天，标志手术完全成功的目标。当时，实验条件非常简陋，动物房里没有空调，夏天只能用凉水给猪降温，冬天只能生起煤炉取暖。1992年2月14日，经过19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黎介寿终于在亚洲首次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当又一抹黎明的曙光，照耀在彻夜未眠的黎介寿身上，这位被研究所人员亲切地称为“猪爷爷”的68岁的老人，终于结束了4年多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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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物小肠移植的成功，为黎介寿进行人体小肠移植奠定了基础。又经过两年多的科学试验，他完成了向临床的过渡。
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日子。1994年3月12日，一名叫杜新平的女青年被推进手术室。她患的是短肠综合症。黎介寿站在手术台旁，果断地打开患者腹腔，取肠、修肠、缝合，11个小时后，一段250公分小肠接到她的肠子上。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使我国器官移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南京总医院成为亚洲惟一能施行这一移植术的医院。
一次次成功激励着黎介寿向着更高目标迈进，他和学生们相继开展了亚洲第一例肝肠联合移植和亲体供肠肠移植，完成了肠功能障碍的系列研究。黎介寿在这条路上整整走了半个多世纪，成为“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
手术刀划开了自己的大腿
一场大雪覆盖了南京城，这年冬天特别寒冷。一位13岁的姑娘被担架车推进普外科。这位姑娘患严重肠瘘，尽管黎介寿和他的同事进行全力救治，不久她还是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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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主治肠道疾病的医生，花季少女渴求的目光，在他眼前不时闪现，他控制不住流下愧疚的泪水。
肠外瘘是一种严重并发症，当时死亡率高达50%-60%。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科研课题。黎介寿从控制感染、肠液管理等研究入手，对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发起冲击。一天，他发现有个医生用胶水粘合开裂的笔套，顿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能不能用胶水把肠子瘘口粘合起来？
这个大胆的设想，既令人兴奋，也令他担忧。胶水是化学物质，对人体是否有负作用？试验在自己的身上进行。碘酒、药棉、胶水、纱布，一切就绪，黎介寿关上房门，举起手术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在左大腿划开了，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
他将事先调剂好的胶水，一滴一滴地向伤口涂抹……
作为医生，他知道如果出现化学反应，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了试验数据，为了肠瘘患者，他义无反顾。天道酬勤，一连攻克感染、营养、肠液管理等难关，肠瘘治疗终于获重大突破。随后，他又将一系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使短肠综合症、重症胰腺炎、放射性肠炎等患者治愈好转率达96.4%。目前，南京总医院普外科已成为国内惟一的肠瘘治疗中心，形成了肠瘘、移植等12个临床医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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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黎磊石不顾生死尝毒草
相同的追求，演绎了类似的经历。哥哥黎介寿在自己身上开刀做试验，弟弟黎磊石不顾生死尝毒草。
现代肾脏病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30年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曾被列为10大死亡病因之一。1978年春天，医院住进了一位年轻教导员，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肾炎。他不止一次地央求黎磊石：“救救我吧!我只想再活5年，做完我想要做的事。”然而黎磊石爱莫能助，只能痛心地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那凄切的目光令黎磊石终生难忘，他萌生了专攻肾脏病防治的念头。那年，黎磊石52岁。俗话说，人过中年不学艺。然而从事了20多年热带病和血吸虫病研究、并已拥有权威地位的他，却要涉猎肾脏病临床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黎磊石一语道出心声：“患者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要为祖国填补肾脏病研究的空白，为肾脏病患者赢得生存的权利!” 黎磊石毅然走进这个全新领域。
1982年，黎磊石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术会议。由于当时中国肾脏病研究水平较低，他作为会议代表却没有登台发言的资格。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中国人一定要在世界肾脏病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起步维艰。当时，医院科研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荧光显微镜，他就将荧光灯和普通显微镜组装在一起，替代昂贵的荧光显微镜做实验；没有分子生物学检测设备，他就找来水浴锅，人工操作，获取分子生物学数据。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黎磊石和助手们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试验数据，推出一项项医疗科研成果。, 百拇医药(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