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彷徨中险些“弃文从医”
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飊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
听力受损弃医从文
郭沫若早年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顿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去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 百拇医药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于是,他开始奋力的笔耕。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但真实情况却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
十年穷困充满屈辱
1920年春,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田汉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田汉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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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以郭沫若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返日本想“弃文从医”
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没多久,再也看不出在国内呆下去的理由,两手空空告别了苦斗一番的上海。
1924年4月重返日本时,郭沫若已经打算彻底抛弃文学。今天,一般人都知道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1924年颠倒了过来,他又曾想“弃文从医”——原因不是郭氏对自然科学燃起了爱,而是在靠文学吃饭的实际摸索中,头破血流,完全失败,铩羽而归。他之盘算“回归”自然科学,根本出于无奈,这条路之于他,事实上比文学更加遥不可及,对此,他心里非常明确。所以这想法本身,丝毫不具可行性,只是衬映着他的彷徨无地而已。(据《中华读书报》)
编辑/吴雨, http://www.100md.com
听力受损弃医从文
郭沫若早年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顿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去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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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于是,他开始奋力的笔耕。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但真实情况却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
十年穷困充满屈辱
1920年春,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佣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田汉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田汉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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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以郭沫若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返日本想“弃文从医”
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没多久,再也看不出在国内呆下去的理由,两手空空告别了苦斗一番的上海。
1924年4月重返日本时,郭沫若已经打算彻底抛弃文学。今天,一般人都知道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1924年颠倒了过来,他又曾想“弃文从医”——原因不是郭氏对自然科学燃起了爱,而是在靠文学吃饭的实际摸索中,头破血流,完全失败,铩羽而归。他之盘算“回归”自然科学,根本出于无奈,这条路之于他,事实上比文学更加遥不可及,对此,他心里非常明确。所以这想法本身,丝毫不具可行性,只是衬映着他的彷徨无地而已。(据《中华读书报》)
编辑/吴雨,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