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何时休(2)
四、部分媒体推波助澜。2011年的“八毛门”、“缝肛门”、“茶水验尿”，“张去死”侮辱性改名事件等一系列媒体热炒的事件，都给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次上紧发条。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
调解的阻碍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不少医院保安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据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 http://www.100md.com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2011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 百拇医药
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医生恐惧，遭殃的是患者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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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如果医生受不到保护，谁来给患者看病？”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2011年两会的提案就是关于“医患矛盾”。她说：“医生的工作需要非常缜密的思考，如果外界环境混乱，他们可能会变得畏首畏尾，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这样受害的其实是患者，尤其是后来的患者。”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只能助长“多做多错，索性不做；救人次之，自保要紧”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百姓们会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这样的医生吗？
医患紧张局面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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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
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
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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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都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
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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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
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
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 百拇医药
调解的阻碍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不少医院保安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据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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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2011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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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医生恐惧，遭殃的是患者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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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如果医生受不到保护，谁来给患者看病？”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2011年两会的提案就是关于“医患矛盾”。她说：“医生的工作需要非常缜密的思考，如果外界环境混乱，他们可能会变得畏首畏尾，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这样受害的其实是患者，尤其是后来的患者。”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离开这个行业，只能助长“多做多错，索性不做；救人次之，自保要紧”成为医疗行业的“潜规则”，百姓们会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这样的医生吗？
医患紧张局面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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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
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
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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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都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
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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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
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
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