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转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艰难劝捐路(2)
终于，他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但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这一笔下去，他知道，什么都回转不过来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黄宏林一个人绕着病房大楼一圈一圈地走。最后时刻，黄宏林签下字，手一直在发抖。
和黄宏林一样，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也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但有的迟疑却改变了最终的结果。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介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
高敏还记得，一位56岁的交警前一天刚和家人表达了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心愿，后一天就因为不明心源性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高敏从早上九点钟赶到，一直到半夜两点多家属依然犹豫。在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时，老交警的爱人一直盼望急救过程中出现奇迹，高敏捏着一把汗，她清楚，病人本身就已产生心脏衰竭，如有一点耽误，心脏停止跳动时间过长，血液循环随之停止，将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即使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大多数器官已不再适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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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家属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要在协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指纹，认为还是应该满足家人心愿的时候，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病人心脏衰竭，无需考虑捐献大器官了，因为已不适合移植。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高敏说，这样的突发情况很多，有的时候她自己都会觉得措手不及。为了满足这名交警的心愿，最终，他的家人还是决定将其眼角膜和遗体进行捐献。
爱心屈服于生活的无奈
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困难。
2002年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 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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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了一句：“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
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 http://www.100md.com
高敏因为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
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动力也来自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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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
蔡旭丽，31岁，她坚持要求捐出自己的器官。每一次她预感自己快要走了，就会给高敏打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她的丈夫打的，她没有力气说话。高敏赶到之后，又一次承诺帮她完成心愿，蔡旭丽才安静的离去。
另一个给予高敏“坚持做下去的力量”的人是14岁的丁思成。2011年7月，妈妈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打电话给高敏，想要捐献妈妈的器官。他说妈妈提过，如果死了，要把器官捐献了。“妈妈提过8次。我记得。”
丁思成的坚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捐献。他就说服舅舅，要求舅舅做他的监护人，帮他签器官捐献同意书。“我能做的是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特例经过高敏的协调得到了批准。, 百拇医药
和黄宏林一样，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也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但有的迟疑却改变了最终的结果。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介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
高敏还记得，一位56岁的交警前一天刚和家人表达了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心愿，后一天就因为不明心源性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高敏从早上九点钟赶到，一直到半夜两点多家属依然犹豫。在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时，老交警的爱人一直盼望急救过程中出现奇迹，高敏捏着一把汗，她清楚，病人本身就已产生心脏衰竭，如有一点耽误，心脏停止跳动时间过长，血液循环随之停止，将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即使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大多数器官已不再适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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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家属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要在协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指纹，认为还是应该满足家人心愿的时候，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病人心脏衰竭，无需考虑捐献大器官了，因为已不适合移植。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高敏说，这样的突发情况很多，有的时候她自己都会觉得措手不及。为了满足这名交警的心愿，最终，他的家人还是决定将其眼角膜和遗体进行捐献。
爱心屈服于生活的无奈
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困难。
2002年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 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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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了一句：“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
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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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因为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
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动力也来自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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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
蔡旭丽，31岁，她坚持要求捐出自己的器官。每一次她预感自己快要走了，就会给高敏打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她的丈夫打的，她没有力气说话。高敏赶到之后，又一次承诺帮她完成心愿，蔡旭丽才安静的离去。
另一个给予高敏“坚持做下去的力量”的人是14岁的丁思成。2011年7月，妈妈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打电话给高敏，想要捐献妈妈的器官。他说妈妈提过，如果死了，要把器官捐献了。“妈妈提过8次。我记得。”
丁思成的坚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捐献。他就说服舅舅，要求舅舅做他的监护人，帮他签器官捐献同意书。“我能做的是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特例经过高敏的协调得到了批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