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进行了近30轮的药品价格调整，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舆论认为，长期难解的药价虚高问题，与发改委的药品定价机制有关，更与“定价权力”缺乏监督有关……

    2016年5月，原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郭剑英，因为涉腐被提起公诉。据澎湃新闻和中国经营报最新报道，郭剑英涉嫌收受贿赂1064万元，涉及包括云南白药、千金药业、正大青春宝、五粮液集团宜宾制药厂、贵州信邦、宜昌人福药业和双鹤药业等58家医药企业。这位药价“判”官的故事折射出非常不合理的药品定价漏洞……

    药价虚高老大难缘由可见一斑

    郭剑英涉嫌收受贿赂主要基于药品定价权。根据相关企业供述，郭剑英曾承诺对药品定价给予帮助，或者表示可能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则涉及单独定价、专利定价、不纳入国家定价范畴、减少降价幅度、上调价格、认定优质优价药品和不执行差别定价等多种方式。

    这些方式成为“定价权力”寻租的重要途径，公众抱怨的药价虚高，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寻得缘由。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进行了近30轮的药品价格调整，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舆论认为，长期难解的药价虚高问题，与发改委的药品定价机制有关，更与“定价权力”缺乏监督有关。不过，手执定价权力的郭剑英，在落马前曾多次回应这一社会关切。郭剑英曾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我国药价的整体水平并不高，“最高限价调整次数多，价格空间小，有些已经没有任何空间。”郭剑英曾表示，药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医药卫生体制并未理顺，我国诊疗费用过低，医院要通过卖药获得收入维持运行，医生要通过卖药维持体面的生活，所以单单改革药价体系，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尽管把控医药价格调控以及多次为药企药价暗箱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