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身体就是治灵魂
孔庆东,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及思想文化批评等,著有《47楼207》《谁主沉浮》《超越雅俗》等,深受读者喜爱。以下是孔庆东先生在解放军总医院一次论坛所作报告记录。
各位天使:
大家好!在这种场合做讲座,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诚惶诚恐:一是知识上的,二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普通人在医生面前就像是任其宰割的羔羊。当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这时你会觉得知识呀尊严呀都没什么用。现在我在这里讲医学,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来到农村,把大娘大婶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讲计划生育常识。”那些大娘大婶肯定会哄堂大笑,说:“你这娃娃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儿来了!还是我们给你讲讲吧。”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其特点——坦白、便利。他不会蒙人,将一切袒露在众人面前,谁都可以纠正。今天我不讲我擅长的文学、文化和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讲医学问题,主要是想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
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
现在一说科学,人们就肃然起敬,仿佛科学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都成了一项罪名。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很多发达国家,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那么神秘。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罪过。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在科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我们人类照样生存了几十万年,照样能获得真理,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没超越。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产生。在中国,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我们今天仍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之后的人类就全在往好的方向走。这要看你怎么看。当你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时,你怎么评价?你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国家繁荣富强了。”凭什么高楼大厦多了就象征着经济繁荣?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心虚:“我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我竟然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如何评定这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呢?因为他不会回到历史中仔细剖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像医生寻找每一根血管那样去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
很多学医的人在接触了活生生的人体、活生生的血管后,会开始想到人文科学的问题。这时他会意识到如果把这些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鲁迅也好,郭沫若也好,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觉悟,他们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藤野先生》。后来,藤野先生得知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他非常高兴,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他回忆说鲁迅的人体血管图画得比较美观,话里的意思就是鲁迅画得不对,真实的血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其实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他对人体的觉悟就上升到了精神方面。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是政治
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医生看病仍没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医疗设备的发明都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才相信医生。那么医生相信谁呢?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更令人相信的人了。众所周知,错误是难免的,你越身在高处就越明白错误是难免的。这也是医生都要宣誓的原因。你们所从事的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正因为此,我们才把医生叫做天使。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这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一种权力。我们随口所说的“看病”只是一种习惯。“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还有人说:“我看大夫去。”这都是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到了医院,你低眉顺眼的,巴望着大夫好好看看你。一位东北的副厂长来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后来,他又找了一位医生。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这个人本来都起不来了,是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的。听了大夫这句话,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夫为什么会诊断错误呢?这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中的“小格格”里归类。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有了主观上的参与。所以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有识之士也说过,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整体上考虑人。这背后涉及医学观、人生观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都是学医出身,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学过医。为什么他们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文章了呢?文学作品也偏爱医学题材,比如电视剧。你可以统计一下电视剧里有多少涉及医学题材,又有多少牵扯到疾病和医院。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知名著作都和疾病有关。
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变而来的,像“会诊”“感冒”等。所以,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它们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是政治。
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影片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一家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快要死了,大夫就是不给看。因为大夫正忙着搞科研,研究一种难以攻克的疾病。可是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因为国家给了人民福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西方国家的大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手术刀不如剃头刀。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医学问题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古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老残游记》的作者是行医之人,他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包括张角的黄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到了现代,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
所以,医学机构有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有些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唯独医生能做通。我有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总怀念住院那段时间。护士对他的态度稍微好点,甚至好中带点训斥,他都觉得很甜蜜。在他看来,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这样看来,疾病既是个自然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我已没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职业没高低之分,但有“方便”与“不方便”之分。佛教讲究“方便法门”,而我觉得医学和文学专业都是“方便法门”。但“方便法门”也有危险,它离天堂很近,离地狱也很近。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需要有满腔热血,表面上看很冷,心里却火热。
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用心去看。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从佛家角度讲,就是用佛眼来看人间的痛苦。禅宗讲人生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看什么是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时你能反思了,质疑了,有自己的观点了,你看破了一些东西,并有所创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似乎跟第一个阶段一样,似乎又回去了,很平淡。但它是“否定之否定”,已达到武侠小说描述的“无招胜有招”地步。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我们应向往这样的境界。向往这样的境界,我们才能以健康、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人间。
(摘自《健康报》), 百拇医药
各位天使:
大家好!在这种场合做讲座,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诚惶诚恐:一是知识上的,二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普通人在医生面前就像是任其宰割的羔羊。当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这时你会觉得知识呀尊严呀都没什么用。现在我在这里讲医学,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来到农村,把大娘大婶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讲计划生育常识。”那些大娘大婶肯定会哄堂大笑,说:“你这娃娃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儿来了!还是我们给你讲讲吧。”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其特点——坦白、便利。他不会蒙人,将一切袒露在众人面前,谁都可以纠正。今天我不讲我擅长的文学、文化和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讲医学问题,主要是想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
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
现在一说科学,人们就肃然起敬,仿佛科学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都成了一项罪名。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很多发达国家,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那么神秘。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罪过。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在科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我们人类照样生存了几十万年,照样能获得真理,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没超越。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产生。在中国,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我们今天仍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之后的人类就全在往好的方向走。这要看你怎么看。当你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时,你怎么评价?你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国家繁荣富强了。”凭什么高楼大厦多了就象征着经济繁荣?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心虚:“我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我竟然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如何评定这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呢?因为他不会回到历史中仔细剖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像医生寻找每一根血管那样去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
很多学医的人在接触了活生生的人体、活生生的血管后,会开始想到人文科学的问题。这时他会意识到如果把这些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鲁迅也好,郭沫若也好,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觉悟,他们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藤野先生》。后来,藤野先生得知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他非常高兴,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他回忆说鲁迅的人体血管图画得比较美观,话里的意思就是鲁迅画得不对,真实的血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其实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他对人体的觉悟就上升到了精神方面。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是政治
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医生看病仍没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医疗设备的发明都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才相信医生。那么医生相信谁呢?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更令人相信的人了。众所周知,错误是难免的,你越身在高处就越明白错误是难免的。这也是医生都要宣誓的原因。你们所从事的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正因为此,我们才把医生叫做天使。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这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一种权力。我们随口所说的“看病”只是一种习惯。“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还有人说:“我看大夫去。”这都是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到了医院,你低眉顺眼的,巴望着大夫好好看看你。一位东北的副厂长来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后来,他又找了一位医生。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这个人本来都起不来了,是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的。听了大夫这句话,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夫为什么会诊断错误呢?这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中的“小格格”里归类。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有了主观上的参与。所以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有识之士也说过,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整体上考虑人。这背后涉及医学观、人生观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都是学医出身,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学过医。为什么他们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文章了呢?文学作品也偏爱医学题材,比如电视剧。你可以统计一下电视剧里有多少涉及医学题材,又有多少牵扯到疾病和医院。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知名著作都和疾病有关。
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变而来的,像“会诊”“感冒”等。所以,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它们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是政治。
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影片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一家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快要死了,大夫就是不给看。因为大夫正忙着搞科研,研究一种难以攻克的疾病。可是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因为国家给了人民福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西方国家的大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手术刀不如剃头刀。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医学问题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古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老残游记》的作者是行医之人,他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包括张角的黄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到了现代,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
所以,医学机构有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有些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唯独医生能做通。我有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总怀念住院那段时间。护士对他的态度稍微好点,甚至好中带点训斥,他都觉得很甜蜜。在他看来,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这样看来,疾病既是个自然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我已没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职业没高低之分,但有“方便”与“不方便”之分。佛教讲究“方便法门”,而我觉得医学和文学专业都是“方便法门”。但“方便法门”也有危险,它离天堂很近,离地狱也很近。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需要有满腔热血,表面上看很冷,心里却火热。
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用心去看。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从佛家角度讲,就是用佛眼来看人间的痛苦。禅宗讲人生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看什么是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时你能反思了,质疑了,有自己的观点了,你看破了一些东西,并有所创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似乎跟第一个阶段一样,似乎又回去了,很平淡。但它是“否定之否定”,已达到武侠小说描述的“无招胜有招”地步。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我们应向往这样的境界。向往这样的境界,我们才能以健康、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人间。
(摘自《健康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