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背后的冷峻现实
很少有一条新闻后面的评论像此次这样让人觉得残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一院”)发生患者捅死一人、致伤三人事件后，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统计表明，4018人次占到了所有6161投票人次的65%。
中国医学界人士专业交流网站“丁香园”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这张截图，并评价称，“这幅图一定会被载入中国历史”。
这条微博的数千条评论中，很多人都在表示震惊和心痛，有网友评论：“这是比悲剧还要悲剧的悲剧”。也有网友在反思：“悲哀，无语，当前医患关系竟然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明明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医患什么时候却成了对立阶级？”
近年来，我国医患之间的纠纷频发，双方的冲突频繁走向极端化，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医患矛盾逐步升级的同时，暴露的是调处医患矛盾机制的低效和公信力的缺乏。
医疗血案的诱因
哈医大一院的事件只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却并不是个例。
3月24日，“丁香园”发布了一则《中国大陆近年恶性医患冲突案例简编》，该网站通过网络检索，从媒体公开报道中梳理出了从2000年至2009年7月的124起恶性医患冲突案例。据“丁香园”网站不完全统计，仅砍杀医务人员事件，2011年全国就发生了10起血案，2012年至今又发生了3起。
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2012年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市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住院费用的事件。
今年2月，广东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意见》，表示：“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该文件出台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8月，东莞长安医院有患者因为治疗效果不理想，用菜刀砍死医生一名、砍伤一名。
然而，这种将医院建设成为“堡垒”的做法也引来了巨大争议，许多评论认为这种做法只会恶化医患关系。
医患矛盾为何越来越突出？中山大学医学院江丽芳教授认为，主要源于患者对医方的信任不足。现在民众不了解医院和医生的真实情况，一遇到问题就会将矛头指向医生；且公众对医疗技术期望值过高，如果死了人就会认为发生了医疗事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去年曾发生血案的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称：“医疗服务是高风险的行业，即便是规范、技术精湛者的手术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手术并发症发生。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医疗纠纷发生，矛盾往往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
而对患者来说，医生态度差、语言生硬，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医疗水平不高、操作不规范等，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医患沟通不畅，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
缓解医患矛盾的渠道公信力缺失
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张文生律师表示，医患之间产生矛盾，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二是由调解委员会举办调解会，通过资料或双方陈述给出调解意见，但这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一方不满意就无效，“现在卫生部门搞的医患仲裁，跟调解性质也差不多”；三是走司法诉讼程序。
60岁的董水金现在还在奔走着，从2008年起，他就一直在四处奔走。家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的他，2008年家庭惨遭变故，时年31岁的儿子董林波因为一起医疗事故而成了“植物人”。
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当事医院湖口县中医院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最先的九江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为，相关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董水金不服，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这一次，江西省医学会的结论是该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但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虽然结论与九江市医学会的结论截然不同，但董水金依然不服，再次提出要求重新鉴定。2010年3月，中华医学会鉴定也认定此事故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认为两家医院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医疗事故纠纷后面，当事人都有着类似的遭遇。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这一道防波堤的缺口，使得医患关系经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甚至极端。
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吴俊律师说，医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医学会的鉴定专家都是从各个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系统对鉴定的垄断，对患者来讲很容易失去公正。这一方面确实引发了许多鉴定上的明显不公。另一方面，不论鉴定结果如何，患者也都会天然地怀疑鉴定的公平公正性，“都是一家人”的想法根深蒂固，鉴定的公信力无法在民众心中确立。
在张文生律师看来，医患官司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于周期很长，几乎是所有案件类型中耗时最长的。“一般我们的医疗案子都是按年来算”，一个官司下来一两年是常事。吴俊律师也说，医患官司在北京一般要一年半，外地有些机构排号都要一年半，“和普通民事案件简易程序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没法比”。
吴俊说，时间久了就容易产生问题，比如医疗资料的收集保管都是由医院负责，“它怎么写怎么改不知道，这个已经说了很久了，也无法解决。到医院拿病历，按证据规则，患者有异议要提供相应证据，但患方很难掌握到病历资料，很多时候只能凭记忆，而记忆在法律层面上很难获支持。相互之间争执就会拖很久”。
事实上，医疗官司中令人绝望的办案效率，经常使得纠纷失去了畅通的化解途径，从而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然而该案3年多仍未结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
如何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哈医大一院血案发生后，医疗系统的很多人表示关切和痛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称：“噩梦再次发生了!医生再有什么罪也不应该有如此的遭遇呀!人的尊严何在？医生的尊严何在？生命的尊严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更多的人则为社会大众面对医患血案的叫好声感到失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吴慧娟在微博上写道：“痛心，和我们一样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就这样走了；怀疑，我们每天全心全意想着的人，可能有50%以上的人对于我们的死持高兴态度!”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更是在微博上称：“有不少高三学生咨询我要不要学医的事情，还有不少的医学生咨询我毕业后要不要继续做医生。为了不误人子弟，我真想大喊，珍爱生命，请勿学医!要有尊严，请勿学医!”
面对血案和频繁的医患纠纷，究竟该如何应对？
张文生律师认为，事件频发，关键在于协调处理机制失去公信力，如果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更高一点，如果医疗事故诉讼案件不会变成“马拉松诉讼案”，如果医患双方在信息上更平等一些，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惨案。他认为，应从鉴定组织与鉴定人员的独立超然地位、明确鉴定人和机构的责任等方面，重建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同时努力缩短医疗事故诉讼案审理时间。
“丁香园”创始人之一周树忠则表示，医患纠纷走向暴力，也是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他认为，任何单方面的改变都不起作用，一定要有系统的改变、重新构建医患关系才会有所改观。事实上，如何打破现有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同时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焦虑、彼此怨恨和彼此不信任情绪，重建和谐医患关系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www.100md.com(叶铁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一院”)发生患者捅死一人、致伤三人事件后，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统计表明，4018人次占到了所有6161投票人次的65%。
中国医学界人士专业交流网站“丁香园”在其官方微博中发布了这张截图，并评价称，“这幅图一定会被载入中国历史”。
这条微博的数千条评论中，很多人都在表示震惊和心痛，有网友评论：“这是比悲剧还要悲剧的悲剧”。也有网友在反思：“悲哀，无语，当前医患关系竟然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明明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医患什么时候却成了对立阶级？”
近年来，我国医患之间的纠纷频发，双方的冲突频繁走向极端化，从正常的医患关系走到言语暴力、肢体冲突甚至发生恶性事件。医患矛盾逐步升级的同时，暴露的是调处医患矛盾机制的低效和公信力的缺乏。
医疗血案的诱因
哈医大一院的事件只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却并不是个例。
3月24日，“丁香园”发布了一则《中国大陆近年恶性医患冲突案例简编》，该网站通过网络检索，从媒体公开报道中梳理出了从2000年至2009年7月的124起恶性医患冲突案例。据“丁香园”网站不完全统计，仅砍杀医务人员事件，2011年全国就发生了10起血案，2012年至今又发生了3起。
2006年，我国内地共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医院财产损失超过两亿元。2012年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市72%的医院发生过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医闹”事件；7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住院费用的事件。
今年2月，广东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意见》，表示：“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该文件出台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8月，东莞长安医院有患者因为治疗效果不理想，用菜刀砍死医生一名、砍伤一名。
然而，这种将医院建设成为“堡垒”的做法也引来了巨大争议，许多评论认为这种做法只会恶化医患关系。
医患矛盾为何越来越突出？中山大学医学院江丽芳教授认为，主要源于患者对医方的信任不足。现在民众不了解医院和医生的真实情况，一遇到问题就会将矛头指向医生；且公众对医疗技术期望值过高，如果死了人就会认为发生了医疗事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去年曾发生血案的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称：“医疗服务是高风险的行业，即便是规范、技术精湛者的手术也会有一定比例的手术并发症发生。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医疗纠纷发生，矛盾往往集中到医院和医生身上。”
而对患者来说，医生态度差、语言生硬，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医疗水平不高、操作不规范等，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医患沟通不畅，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
缓解医患矛盾的渠道公信力缺失
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医疗事务部主任张文生律师表示，医患之间产生矛盾，解决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二是由调解委员会举办调解会，通过资料或双方陈述给出调解意见，但这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一方不满意就无效，“现在卫生部门搞的医患仲裁，跟调解性质也差不多”；三是走司法诉讼程序。
60岁的董水金现在还在奔走着，从2008年起，他就一直在四处奔走。家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的他，2008年家庭惨遭变故，时年31岁的儿子董林波因为一起医疗事故而成了“植物人”。
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当事医院湖口县中医院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责任。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最先的九江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为，相关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董水金不服，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这一次，江西省医学会的结论是该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但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虽然结论与九江市医学会的结论截然不同，但董水金依然不服，再次提出要求重新鉴定。2010年3月，中华医学会鉴定也认定此事故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认为两家医院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医疗事故纠纷后面，当事人都有着类似的遭遇。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这一道防波堤的缺口，使得医患关系经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甚至极端。
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吴俊律师说，医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医学会的鉴定专家都是从各个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系统对鉴定的垄断，对患者来讲很容易失去公正。这一方面确实引发了许多鉴定上的明显不公。另一方面，不论鉴定结果如何，患者也都会天然地怀疑鉴定的公平公正性，“都是一家人”的想法根深蒂固，鉴定的公信力无法在民众心中确立。
在张文生律师看来，医患官司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于周期很长，几乎是所有案件类型中耗时最长的。“一般我们的医疗案子都是按年来算”，一个官司下来一两年是常事。吴俊律师也说，医患官司在北京一般要一年半，外地有些机构排号都要一年半，“和普通民事案件简易程序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没法比”。
吴俊说，时间久了就容易产生问题，比如医疗资料的收集保管都是由医院负责，“它怎么写怎么改不知道，这个已经说了很久了，也无法解决。到医院拿病历，按证据规则，患者有异议要提供相应证据，但患方很难掌握到病历资料，很多时候只能凭记忆，而记忆在法律层面上很难获支持。相互之间争执就会拖很久”。
事实上，医疗官司中令人绝望的办案效率，经常使得纠纷失去了畅通的化解途径，从而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然而该案3年多仍未结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
如何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哈医大一院血案发生后，医疗系统的很多人表示关切和痛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微博上称：“噩梦再次发生了!医生再有什么罪也不应该有如此的遭遇呀!人的尊严何在？医生的尊严何在？生命的尊严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更多的人则为社会大众面对医患血案的叫好声感到失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吴慧娟在微博上写道：“痛心，和我们一样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就这样走了；怀疑，我们每天全心全意想着的人，可能有50%以上的人对于我们的死持高兴态度!”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更是在微博上称：“有不少高三学生咨询我要不要学医的事情，还有不少的医学生咨询我毕业后要不要继续做医生。为了不误人子弟，我真想大喊，珍爱生命，请勿学医!要有尊严，请勿学医!”
面对血案和频繁的医患纠纷，究竟该如何应对？
张文生律师认为，事件频发，关键在于协调处理机制失去公信力，如果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更高一点，如果医疗事故诉讼案件不会变成“马拉松诉讼案”，如果医患双方在信息上更平等一些，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惨案。他认为，应从鉴定组织与鉴定人员的独立超然地位、明确鉴定人和机构的责任等方面，重建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同时努力缩短医疗事故诉讼案审理时间。
“丁香园”创始人之一周树忠则表示，医患纠纷走向暴力，也是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他认为，任何单方面的改变都不起作用，一定要有系统的改变、重新构建医患关系才会有所改观。事实上，如何打破现有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同时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焦虑、彼此怨恨和彼此不信任情绪，重建和谐医患关系将会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www.100md.com(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