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我识字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