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死亡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艰难、漫长。如果比较幸运，我希望能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在陌生的、如流水线工厂般的医院里，在冷漠的机器里告别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会死亡
我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只是刚刚步入中年，远不到谈论自己死亡的时候，何况我还是个医生。医生都应该知道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及时发现疾病的征兆，早期得到最好的治疗。医生如果早逝，简直是对自己职业的冒犯和不负责任。
在这一点上，我早已知天命：没有人能完全预测生死。最近几年，我对预防医学比较感兴趣。我在各种场合宣传现代医学的疾病预防理论。我编写了一套“算命”的计算机程序，说的专业一些，叫做“疾病发病风险评估系统”，就是根据个人的健康相关资料，推测他可能患上的致命性疾病。这种推测，虽然和纯粹的八字算命不同，有其科学依据，但也只能是提供一些“概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肯定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死亡。我们都能确定的是：自己肯定都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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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困难的话题
虽然当了二十多年医生，但我还是觉得：向垂危病人的家属交代病情是自己的工作中最不愿意做的一部分。特别是文化人，对谈论死亡，特别是自己的死亡，讳莫如深。在我的家乡，情况却截然相反。我奶奶60岁的时候，父亲给她打了一副棺材，作为六十大寿的礼物。我奶奶一直睡在紧挨着棺材的谷柜上，常常和这副她爱之如命的“寿方”轻声交谈。老人们日常见面的问候，除了最常用的“吃了吗”，就是“你怎么还没死呀”。一些幸运的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孝顺的子女们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上等的棺材。死亡，对奶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然得就如同吃饭穿衣一般。
一个越来越艰难的过程
现代医学建立了“重症监护室”，发明了种种复杂的生命维持系统，医生们要尽职尽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百分之百地努力”。我的一个近80岁的患者，中年守寡，独自养大了5个子女，孩子们各有出息。后来她得了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肺性脑病，临终前半年拍的胸片还提示有“肺部肿块”。她昏迷不醒，依靠呼吸机和插满全身的各种管子，维持了两个月。
, 百拇医药
有一天，她的心电监护仪报警，显示“心室颤动”。子女们恳求我们尽一切力量抢救。我先是给病人做心脏除颤，三次之后，监护屏上混乱的颤动变为了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开始了两个多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我能感觉到她的肋骨在一根根折断，摩擦着我的手掌。我们给她的静脉里、气管里、心室内注射了各种药物：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阿托品、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医生们急切地喊着医嘱，护士们敏捷地执行，仔细地记录，子女们满怀希望地等着现代科学的奇迹。我不知道，这位操劳一生的可敬的母亲在想什么。或许，如一些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所描述的，她的灵魂已经飘浮到了我们的上空，正在困惑地俯视着我们这些突然忙碌的人群。
几十年来，我参与过上百例终末期病人的“心脏复苏”，但从未见过一例成功的“起死回生”。只能说，这是现代医学特有的一种仪式。
一种越来越昂贵的消费
在这个过程中，住院的费用以无法遏制的速度攀升。重症监护室可谓现代冷漠高科技的典范，那里挤满了轻手轻脚、轻声细语、来去匆匆、表情严肃的医护人员，摆满了各种监护、抢救和维持生命的设备，充斥着各种机器运转、搬动、警示的嘈杂声音和闪烁灯光。家属们在室外焦急地等待，却常常只能在亲人亡故后才能见面。我们庞大的医疗费用，近一半是花在病人临终前的一年内，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他们病逝前的几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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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越来越漫长的道路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们死于各种急性疾病或者损伤：鼠疫、天花、霍乱、肺炎、武器或者外伤。但从几十年前起，80%的人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癌症、中风、心脏病等等。病人在死亡前，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呆在陌生的、流水线操作的医院里，大多数人不得不呆在拥挤的病房里，疲惫地接待着一批批按程序工作的人员：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主治医生、主任医师、实习护士、护士、心电图技术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这些前来检查的陌生人，病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正待报废的机器。而这个报废的过程，也因为诸多的介入因素而越发漫长起来。
我不希望做这样的告别
根据家族病史的推测，我很可能像我父亲一样，死于肺癌。我希望自己的死亡过程不要太长，不要花费太多的医疗资源。除非会给家人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我希望临终前尽可能呆在自己家里。或者，比较幸运地呆在一个温馨的临终关怀机构里。我希望自己尽可能清醒，至少还能在认识亲人的时候告别，身边有真心爱我，但不要太悲伤的亲朋。最好，我还能看到喜欢的文字和图画，听到喜欢的音乐和声音。亲朋们不必无休止地追问我还有什么遗愿，而是和往常一样，谈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
我不希望有一个很多人参加的葬礼，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尽力保持肃穆的表情。我希望亲朋们在我离别后，很快地回到他们的生活里，跳舞、唱歌、创作、旅游，然后偶尔谈起我，就像谈起一本读过的书，或者是一部看过的电影。我还希望，家人在我死后才把我送到医院，为的是留下我身上还有用的组织和器官，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留下一些对我的记忆。, 百拇医药(吴海云)
每个人都会死亡
我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只是刚刚步入中年，远不到谈论自己死亡的时候，何况我还是个医生。医生都应该知道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及时发现疾病的征兆，早期得到最好的治疗。医生如果早逝，简直是对自己职业的冒犯和不负责任。
在这一点上，我早已知天命：没有人能完全预测生死。最近几年，我对预防医学比较感兴趣。我在各种场合宣传现代医学的疾病预防理论。我编写了一套“算命”的计算机程序，说的专业一些，叫做“疾病发病风险评估系统”，就是根据个人的健康相关资料，推测他可能患上的致命性疾病。这种推测，虽然和纯粹的八字算命不同，有其科学依据，但也只能是提供一些“概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肯定自己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死亡。我们都能确定的是：自己肯定都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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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困难的话题
虽然当了二十多年医生，但我还是觉得：向垂危病人的家属交代病情是自己的工作中最不愿意做的一部分。特别是文化人，对谈论死亡，特别是自己的死亡，讳莫如深。在我的家乡，情况却截然相反。我奶奶60岁的时候，父亲给她打了一副棺材，作为六十大寿的礼物。我奶奶一直睡在紧挨着棺材的谷柜上，常常和这副她爱之如命的“寿方”轻声交谈。老人们日常见面的问候，除了最常用的“吃了吗”，就是“你怎么还没死呀”。一些幸运的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孝顺的子女们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上等的棺材。死亡，对奶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然得就如同吃饭穿衣一般。
一个越来越艰难的过程
现代医学建立了“重症监护室”，发明了种种复杂的生命维持系统，医生们要尽职尽责，“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百分之百地努力”。我的一个近80岁的患者，中年守寡，独自养大了5个子女，孩子们各有出息。后来她得了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肺性脑病，临终前半年拍的胸片还提示有“肺部肿块”。她昏迷不醒，依靠呼吸机和插满全身的各种管子，维持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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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的心电监护仪报警，显示“心室颤动”。子女们恳求我们尽一切力量抢救。我先是给病人做心脏除颤，三次之后，监护屏上混乱的颤动变为了一条直线。然后我们开始了两个多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我能感觉到她的肋骨在一根根折断，摩擦着我的手掌。我们给她的静脉里、气管里、心室内注射了各种药物：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阿托品、碳酸氢钠、葡萄糖酸钙。医生们急切地喊着医嘱，护士们敏捷地执行，仔细地记录，子女们满怀希望地等着现代科学的奇迹。我不知道，这位操劳一生的可敬的母亲在想什么。或许，如一些介绍濒死体验的文章所描述的，她的灵魂已经飘浮到了我们的上空，正在困惑地俯视着我们这些突然忙碌的人群。
几十年来，我参与过上百例终末期病人的“心脏复苏”，但从未见过一例成功的“起死回生”。只能说，这是现代医学特有的一种仪式。
一种越来越昂贵的消费
在这个过程中，住院的费用以无法遏制的速度攀升。重症监护室可谓现代冷漠高科技的典范，那里挤满了轻手轻脚、轻声细语、来去匆匆、表情严肃的医护人员，摆满了各种监护、抢救和维持生命的设备，充斥着各种机器运转、搬动、警示的嘈杂声音和闪烁灯光。家属们在室外焦急地等待，却常常只能在亲人亡故后才能见面。我们庞大的医疗费用，近一半是花在病人临终前的一年内，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他们病逝前的几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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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越来越漫长的道路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们死于各种急性疾病或者损伤：鼠疫、天花、霍乱、肺炎、武器或者外伤。但从几十年前起，80%的人死于各种慢性疾病：癌症、中风、心脏病等等。病人在死亡前，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呆在陌生的、流水线操作的医院里，大多数人不得不呆在拥挤的病房里，疲惫地接待着一批批按程序工作的人员：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主治医生、主任医师、实习护士、护士、心电图技术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这些前来检查的陌生人，病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正待报废的机器。而这个报废的过程，也因为诸多的介入因素而越发漫长起来。
我不希望做这样的告别
根据家族病史的推测，我很可能像我父亲一样，死于肺癌。我希望自己的死亡过程不要太长，不要花费太多的医疗资源。除非会给家人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我希望临终前尽可能呆在自己家里。或者，比较幸运地呆在一个温馨的临终关怀机构里。我希望自己尽可能清醒，至少还能在认识亲人的时候告别，身边有真心爱我，但不要太悲伤的亲朋。最好，我还能看到喜欢的文字和图画，听到喜欢的音乐和声音。亲朋们不必无休止地追问我还有什么遗愿，而是和往常一样，谈一些我感兴趣的话题。
我不希望有一个很多人参加的葬礼，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尽力保持肃穆的表情。我希望亲朋们在我离别后，很快地回到他们的生活里，跳舞、唱歌、创作、旅游，然后偶尔谈起我，就像谈起一本读过的书，或者是一部看过的电影。我还希望，家人在我死后才把我送到医院，为的是留下我身上还有用的组织和器官，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留下一些对我的记忆。, 百拇医药(吴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