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国学(2)
国学也一样，如果在没明白国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国学”就大热起来，肯定不是好事情。当然大家真正了解国学了。也就无所谓“热”，就变成日用常行了。前些年甚至说出现了“陈寅恪热”、“钱钟书热”，我个人也甚不以为然。因为陈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好读，还没研究到怎样呢，就已经“热”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马一浮热”？我希望马一浮不要“热”。为什么？马一浮的书以及他的人格精神最不好懂。我在上次吴光先生开的马一浮的会里，他叫我做一个讲话，我就讲，马先生的学问很不好懂，甚至最近，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还没看见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马一浮先生的著作”。这是后话，我想说明读马研究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如何如何。
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
, 百拇医药
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讲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去拜望过马先生，为什么这样？他又没有权力，也没有门卫，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所以他是“高人”。
, 百拇医药
马先生学问根柢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马先生身上一无“习气”，把这“习气”完全“刊落”了。他是位“圣者”，他有很多思想，我们没法在今天一一细说。
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什么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 百拇医药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1898年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他被革职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百拇医药(刘梦溪)
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
, 百拇医药
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讲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去拜望过马先生，为什么这样？他又没有权力，也没有门卫，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所以他是“高人”。
, 百拇医药
马先生学问根柢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马先生身上一无“习气”，把这“习气”完全“刊落”了。他是位“圣者”，他有很多思想，我们没法在今天一一细说。
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什么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 百拇医药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1898年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他被革职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百拇医药(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