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下)
四、唐代儒学的三个趋向
唐代统治者沿袭汉代的经学笺注方式。唐太宗命孔颖达、颜师古等编纂《五经正义》，试图吸取正统经学和玄学，调和出一个兼容并包的理论来统一经义。但是经学笺注的方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且缺少理论的建树和创造。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在反对佛、道的同时，或明或隐地吸取了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特别是佛学的思辨方法。在这方面，韩愈堪称代表，他一方面积极反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在对于人的主体意识之分析。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例如认为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精进的精神。韩愈儒学的“治心”论，无疑受到佛学和早期儒学中孟子的影响。他的治心论和佛、道的宗教观相一致，所不同的是他不但主张“治心”，而且要见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又受到佛教祖统说的影响并与之相抗衡。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并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韩愈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是解决魏晋时期提出的封建主义名教礼法如何与个人的自觉性相协调。他的答案就是“治心”论与“道统”论；前者则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直接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从尧、舜、周公、孔子一直到韩愈，均显示了儒学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儒学认为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在韩愈思想中有此迹象。后来的事实证明儒学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为宗教。这是唐代儒学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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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發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如白居易把孟子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座右铭，并说：“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他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推崇杜甫。杜甫以“儒家”自命，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中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显然是从孟子所谓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脱胎而来。他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集中表现在《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等杰出诗篇中。如《无家别》的最后两句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为统治者将失去人民而忧虑，忧国忧民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愤然唱出了这样的诗句。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人民表示同情，正是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本色。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人民的生活情景，其中透露出的恰恰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儒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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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儒学的再一个特征，就是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在学术方面发展了早期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吸取了当时世界的文化成果。其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一例说明，当时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就具有这样的时代特色。在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方面，他注意撷取各种文化成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总结出这样一段令人感佩的经验之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疾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大医精诚》)在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里，既有儒家的“恻隐之心”，又有道家的“无欲无求”，还有佛家的“大慈大悲”。在孙思邈精湛的医术中，也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印迹。如“四大不调”的病因说，是印度的一种病理学说。孙思邈从佛经中吸取其说，认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侯》)，四大元素在人体中不协调就会生病。在医学理论方面，他指出：“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千金翼方·药录纂要·药名》)这种思想具有开拓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药物的品种与来源，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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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这种凹凸派画法渊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到中国中原地带。总之，早期儒学“和而不同”思想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五、宋明儒学(理学)的两重性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而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
理学的思想影响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700年之久。“天理”成为理学基本范畴。
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当他们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发展了早期儒学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有些理学家，如朱熹就是大学问家。他注解《四书》，训释了《易》(《易本义》《易学启蒙》)、《诗》(《诗集传》)、《礼》(《仪礼经传通解》)，根据《春秋》义法著《通鉴纲目》，命学生蔡沈根据他的指挥著《书集传》，这部大著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书而大量印行，且远传海外。他还注解和编辑了北宋理学家的著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二程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张载的《西铭》；编辑北宋理学家的语录六百多条为《近思录》，又编辑了《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家礼》《小学书》，还著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等书。黄干说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黄勉斋先生文集·朱子行状》)，这虽是溢美之辞，但朱熹的学术兴趣广泛，包括他对自然科学作过研究，且有不少的精湛见解，是可以肯定的。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读书法》)，足见他反对盲从迷信。还要提到，朱熹的《易》学著作，对有些范畴、概念的分析精细入微，表明理学在吸收佛学的基础上理论思维发展的深度。, 百拇医药(张岂之)
唐代统治者沿袭汉代的经学笺注方式。唐太宗命孔颖达、颜师古等编纂《五经正义》，试图吸取正统经学和玄学，调和出一个兼容并包的理论来统一经义。但是经学笺注的方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且缺少理论的建树和创造。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在反对佛、道的同时，或明或隐地吸取了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特别是佛学的思辨方法。在这方面，韩愈堪称代表，他一方面积极反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在对于人的主体意识之分析。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例如认为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精进的精神。韩愈儒学的“治心”论，无疑受到佛学和早期儒学中孟子的影响。他的治心论和佛、道的宗教观相一致，所不同的是他不但主张“治心”，而且要见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又受到佛教祖统说的影响并与之相抗衡。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并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韩愈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是解决魏晋时期提出的封建主义名教礼法如何与个人的自觉性相协调。他的答案就是“治心”论与“道统”论；前者则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直接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从尧、舜、周公、孔子一直到韩愈，均显示了儒学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儒学认为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在韩愈思想中有此迹象。后来的事实证明儒学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为宗教。这是唐代儒学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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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發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如白居易把孟子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座右铭，并说：“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他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推崇杜甫。杜甫以“儒家”自命，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中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显然是从孟子所谓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脱胎而来。他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集中表现在《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等杰出诗篇中。如《无家别》的最后两句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为统治者将失去人民而忧虑，忧国忧民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愤然唱出了这样的诗句。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人民表示同情，正是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本色。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人民的生活情景，其中透露出的恰恰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儒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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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儒学的再一个特征，就是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在学术方面发展了早期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吸取了当时世界的文化成果。其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一例说明，当时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就具有这样的时代特色。在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方面，他注意撷取各种文化成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总结出这样一段令人感佩的经验之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疾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大医精诚》)在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里，既有儒家的“恻隐之心”，又有道家的“无欲无求”，还有佛家的“大慈大悲”。在孙思邈精湛的医术中，也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印迹。如“四大不调”的病因说，是印度的一种病理学说。孙思邈从佛经中吸取其说，认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侯》)，四大元素在人体中不协调就会生病。在医学理论方面，他指出：“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千金翼方·药录纂要·药名》)这种思想具有开拓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药物的品种与来源，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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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这种凹凸派画法渊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到中国中原地带。总之，早期儒学“和而不同”思想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五、宋明儒学(理学)的两重性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而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
理学的思想影响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700年之久。“天理”成为理学基本范畴。
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当他们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发展了早期儒学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有些理学家，如朱熹就是大学问家。他注解《四书》，训释了《易》(《易本义》《易学启蒙》)、《诗》(《诗集传》)、《礼》(《仪礼经传通解》)，根据《春秋》义法著《通鉴纲目》，命学生蔡沈根据他的指挥著《书集传》，这部大著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书而大量印行，且远传海外。他还注解和编辑了北宋理学家的著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二程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张载的《西铭》；编辑北宋理学家的语录六百多条为《近思录》，又编辑了《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家礼》《小学书》，还著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等书。黄干说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黄勉斋先生文集·朱子行状》)，这虽是溢美之辞，但朱熹的学术兴趣广泛，包括他对自然科学作过研究，且有不少的精湛见解，是可以肯定的。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读书法》)，足见他反对盲从迷信。还要提到，朱熹的《易》学著作，对有些范畴、概念的分析精细入微，表明理学在吸收佛学的基础上理论思维发展的深度。, 百拇医药(张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