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银琴

    礼乐互动中的《诗》

    文/马银琴

    《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

    近一百年前，胡适、闻一多等前辈学人为“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而奔走呼号：“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经过近百年的宣传与引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无论从作品创作、结集的目的，还是传承、使用的方式而言，《诗经》都与后世的文人诗歌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仅仅是作为诗歌而存在，更是诗(歌辞)、乐、舞与礼结合的产物，其中承载着整个周代的礼乐文明。作为周代礼制度之产物与组成部分的《诗经》，它的创作、结集以及传承的整个历史，始终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

    商朝末年，居住于豳地的周族，因受戎狄部落的挤压，在古公亶父率领下举族迁徙。他们沿渭水西行至周原岐山一带，在漆水、沮水旁觅得可居之地，于是平田整地、筑室造屋，设“五官有司”而开启了走向文明的新生活。周民族最早的史诗《大雅·绵》，详细记录了古公迁岐、建都的完整过程，具有典型的史官叙事的特点。武王克殷，举行祭祀文王的典礼之后，立政并追王烈祖，形成了体系完备、职责分野相对明晰的职官体系。武王克商后使用于仪式的《大雅·大明》，同样被视为周民族的史诗性作品，却表现出了与《绵》专注于记史相区别的、专注于颂赞的特征。稍后出现的《大雅·文王》，以“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等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