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