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郁

    1990年9月，蒋蕴瑜抱着少年钟浩东的遗照

    1968年元旦上午，台北。

    作家柏杨的家里忽然来了一通电话。

    “检察官找你去验尸，”柏杨的妻子一面捂着话筒、一面颤声告诉他，“说有人自杀在旅社里，留有一封遗书给你。怎么回事？”

    当时正在《自立晚报》开专栏、深受读者欢迎的柏杨赶到台北艋舺的星光旅社，看到一位青年的尸体，才明白是他的一位读者杨扬。两三个月前，杨扬曾经给柏杨写了一封信，问起有关服兵役的问题。柏杨鼓励他“要受得了苦，不能太愤世嫉俗”。

    不知何故，杨扬自杀时给柏杨留下一封含混不清的遗书，其中提到“吾父为张志忠”。柏杨在为杨扬办身后事时，慨叹有缘神交的年轻人莫名离世，在报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此事似乎就此告一段落，但背后却隐含着太多的历史谜团和血泪故事。

    “那时没人知道，张志忠是台湾中共地下党的关键人物。1950年前后，中共派遣来组建台工委的4名党员全部被捕，其中3人‘转向’，唯有张志忠拒绝变节，最终被杀。但在所有的公开资料里，几乎查无此人。他和妻子季沄、儿子杨扬都已经去世，没有直接的当事人讲述。张志忠又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连照片都没留下一张，国民党的档案也很模糊。”台湾民众史作家蓝博洲在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个故事，一直寻找机会展开调查，力图还原史实。

    在他看来，张志忠抵达台湾直至牺牲，恰恰是台湾地下党从发展到结束的过程。因为资料极度缺乏，蓝博洲花费十多年，四处搜寻，才“拼凑”出了张志忠全家的生命史。据此完成的书作《台共党人的悲歌》于今年在大陆出版。

    “尽管许多信息到现在依然无法确认，比如张志忠被捕的时间，比如杨扬究竟是否死于自杀。但对张志忠有一点能够肯定，便是他的气节。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把生命保全下来，但那是另外一种人生。”

    借由他笔下，从尘埃中浮出的历史人物绝不止张志忠一人。27年前，苗栗客家青年蓝博洲进入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团队，在采访到台湾共产党人、学运领导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后，发表了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一年后，他编写的人物报道《幌马车之歌》，因为真实描写基隆校长钟浩东的经历，引起更大轰动。导演侯孝贤以此为素材，拍成了电影《好男好女》和《悲情城市》。从那时起，蓝博洲开始执着于对那段被湮灭的历史的打捞和挖掘。

    台共在日据时代便在岛上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