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依依

    图/受访者提供

    “他乡的童年。芬兰、日本、英国、印度、以色列。”

    2018年早些时候，周轶君在咖啡馆的一张纸巾上写下了以上内容，她打算完成一部纪录片，源于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困惑，也来自一个经历不完美童年的成年人的反刍。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跑了纸上写下的五个国家最后又回到中国，探访了三十余所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等教育机构，关于什么是儿童教育以及其合宜方式，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当做父母的能够看到外面世界有不一样的选择，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會不一样”。纪录片的名字就叫“他乡的童年”。

    在芬兰那一集的片尾，她坐在森林里这样讲：“未来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样子。”

    孩子需要教育吗

    最早对教育的恐惧使周轶君冒出过很实验性的想法：孩子要不要接受教育。

    六年前，女儿出生，她休完产假曾带着孩子去开工，出差的时候总是最麻烦。为了保存泵出的奶水，她有时候跑到礼宾部请求借用冰箱，有时候到餐馆、机场去讨要碎冰。

    孩子呢，“我经常在想当她不会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多天没有见到妈妈，但她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天的概念，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她不会表达。那么这段经验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我也不知道。”

    两年前，她又有了儿子。有一回出差，儿子趴在箱子上不想让她走，外婆试着说服：“妈妈不工作，怎么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

    她忽然意识到这是一套糟糕的说辞，幼年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只能不断接受周围人带给他们的事物，成为选择的结果。到后来，“他们知道每个东西的名字，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不要碰，那个可以吃。”周轶君说，“(但)所有这些已经是我们成人世界积淀下来的规则，也许实际上真实的世界根本不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一出生，没有能力去反抗你给的知识。知识本身也是限制。”

    “咦，妈妈工作只是为了钱吗？妈妈工作你们就可以不断要玩具？这么说是不是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可耻？”她在《一个母亲在路上》一文中写道。

    十几岁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她想，以后我可不要小孩，不然还要把这样烦人的过程再重复一遍，但现在面对两个孩子，重复是她的“主要动作”。

    上学时挨母亲打，“打到尺子断掉”，她想，如果以后有小孩，一定不会打他们。但第一次动手打女儿正是当着母亲的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