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现论在感染性传染性疾病流行史认识上的意义(1)
[摘要] 人类与感染性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感染病)的斗争史是复杂的，医学以及社会学界对感染病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但是事实表明，感染病仍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而“突现”就是这类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唯一机制，可以完整解释它们过去的流行史和现在的甚或是将来的发生状况。因此，人类与感染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人类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牢牢把握相应的控制策略。
[关键词] 感染性传染性疾病；流行；认识；突现论
[中图分类号]R18[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0(a)-149-02
人类与感染病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而“突现”是这类疾病发生和流行的一种机制，在感染性疾病流行上有重要意义。
1 人类感染病流行史认识的发展过程
在郭霍(Koch)1877年用郭霍法则证实炭疽的必要病因是“炭疽杆菌”这个微生物之前，人类对感染病的认识和控制一直处在经验时期[1]。在人类进化初期，看得见的洪水猛兽和看不见的微小生物都是人类进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伙伴，它们一步一步地推着人类走出荒野，迈向文明。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早期，古人对疾病的认识常常被归咎于鬼神和天意。后来，人类逐渐认识到有些疾病有传染性。公元2400年前，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医学著作《空气、水及地区》中就阐明了空气和水有可能带给人疾病；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古医书《内经素问》记载“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最早地表述了疾病的传染状况；16世纪初，意大利医学家Fracastoro提出：特定的疾病与特定的“传染物”有关；1676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能放大270倍的“显微镜”观察到一些微小的生物，为人类认识传染病提供了可能；1816年，Bassi用蚕作实验，试图找出“活的传染物”；1877年后Koch法则的建立开创了感染病认识史的新纪元，并且已经认识到这些传染物可以借各种媒介进行传播；同时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技术”、法国人巴斯德发明的“巴氏消毒法”等迅速发展，20多种重大传染病疫苗广泛应用，砷凡纳明和青霉素等抗生素的相继发现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改进等[1，2]，到今天，一些传染病的流行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人们也认识到病原生物对人体的损害仅用“传染病”这一概念已是不够，“感染病学”应然而出，它研究包含所有病原性生物对人的侵袭而造成的疾病。然而，曾经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感染病用现在很流行的观点说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现代文明病”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因此，医学研究特别是流行病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迅速大幅度转轨”[3]，将重点放在非感染病上，“展望未来，人类终可自信地宣称，彻底消灭传染病的日期终会来临。”[4]
, 百拇医药
在过去的整个医学史中，感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但是，人类真的能够彻底消灭这类疾病吗？看看风声鹤唳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发病信息也许可以略见端倪：病毒性肝炎感染者约占总人口的4%；到2006年底艾滋病发病和感染者达到3 950万例，死亡2 980万例[5]；仅1995年死于结核菌感染者达300万； 2003年SARS病毒席卷37个国家，统计病例上万人，约10%患者死亡；再研究一下各级医院的疾病治疗实践，多数都在预防感染或抗感染……阅读这些数字，应该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其实，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历史在一波接一波地上演，它从来就没有因为人类的奋勇抵抗而偃旗息鼓，只是稍有收敛。
感染病发病统计上的顺位变化造成了医学界对疾病模式转变甚或医学模式转变认识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基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感染病流行史以及它的生物基础和人类的关系。乐观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并且一定能消灭传染病;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感染病的严峻事实不断揪心，人类的控制手段不可谓不强大，可为什么它们还是会层出不穷？如果人类置身于自然这个不可人格化的“上帝”之下，自然哲学中的“突现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感染病流行史的真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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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现论”的哲学含义及感染病流行史中的“突现”现象
突现，来源于英文意译emergence，100多年前由英国哲学家刘易斯(G.H.Lenes)提出，其意是指一系统(未曾有过的结构或其子系统都不具有的功能或现象)作为整体突然出现的过程。在人类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但是，也有很多现象令他们迷惑不解，一些科学家认为世界一定会被人所知，并且可被还原，形成了“机械还原论”的认识论；另一些科学家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类只能局部地认识自然，只有冥冥中一种力量才能主宰万物，形成了“神秘活力论”的认识论。而“突现论”既不同意“机械还原论”也不同意“神秘活力论”，它主张人类所认识的自然规律中充斥着违背这个规律的许多突现，它不是预先给定的，更具有一种动力性特征，其结构不断随时间涌现，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中预测和推论，也不能完全还原为其组成部分。突现论不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改造自然，但认为不可预测的“突现”会打破探索或改造的规律和结果。但为何有突现？现代哲学家无法解释，引用亚历山大和黑格尔的话说是大自然的“虔敬”和“理性的狡计”,而他们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宏观层次上“突现论”是个好的科学的自然解释理论[6]。
, http://www.100md.com
人类与感染病的斗争史是一种自然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且为一个复杂系统，人类对其的防治实质上是一种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并最终融入自然的行为。自有记载后，感染病发病的总趋势在统计学上是下降的，如果以此推论，这类疾病一直会下降到消灭，其逻辑无异于“英格兰户籍官哲学”[7]。时至今日，120多年的实验微生物与寄生虫历史中，人类还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和变异的感染病原：鼠疫的流行史有记载的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印度，而公元6世纪，一场人间从未有过的瘟疫正在悄然逼近笼罩在灿烂文明光辉下的埃及人，先是鼠死，后是成千上万人涂炭，自此起出现的三次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了数亿人死亡[4]，近在1994年印度苏拉特的鼠疫风暴更让人记忆犹新；类似于鼠疫流行史的传染病还有霍乱、流行性感冒，此起彼伏的全球流行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全世界沉浸在人类消灭第一个传染性疾病(天花)的狂喜中时，一场人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美国免疫学家戈特利布博士1980年的医学报告《肺囊虫肺炎—洛桑矶》撕开了艾滋病的面纱；当1998年马来西亚暴发西尼罗病毒感染时，美洲人根本没有料到，它会横跨太平洋造成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鸟病毒脑炎流行；2002年，龟分枝杆菌在中国深圳某医院引发多人院内感染；2003年初，人类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遭遇SARS；2006年，人禽流感的防治摆上联合国最高讲坛；2007年初，诺如病毒感染突现在多个发达国家，就连全世界最豪华的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号豪华客轮在旅行中都无法幸免!这样的感染病“突现”史，我们还可以列出一系列名字：克一雅氏症、猴痘、埃博拉出血热等。
总结和分析这些历史，引入“突现论”理论，无论是古老传染病的再现，还是新病原生物对人类的新侵袭，实际上是感染病流行史中一次次的“突现”现象，它们会时不时打破“发病率下降”这个总趋势，继续这类疾病与人类共存的历史。, http://www.100md.com(胡寒平)
[关键词] 感染性传染性疾病；流行；认识；突现论
[中图分类号]R18[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0(a)-149-02
人类与感染病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而“突现”是这类疾病发生和流行的一种机制，在感染性疾病流行上有重要意义。
1 人类感染病流行史认识的发展过程
在郭霍(Koch)1877年用郭霍法则证实炭疽的必要病因是“炭疽杆菌”这个微生物之前，人类对感染病的认识和控制一直处在经验时期[1]。在人类进化初期，看得见的洪水猛兽和看不见的微小生物都是人类进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伙伴，它们一步一步地推着人类走出荒野，迈向文明。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早期，古人对疾病的认识常常被归咎于鬼神和天意。后来，人类逐渐认识到有些疾病有传染性。公元2400年前，古希腊著名医师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医学著作《空气、水及地区》中就阐明了空气和水有可能带给人疾病；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古医书《内经素问》记载“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最早地表述了疾病的传染状况；16世纪初，意大利医学家Fracastoro提出：特定的疾病与特定的“传染物”有关；1676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能放大270倍的“显微镜”观察到一些微小的生物，为人类认识传染病提供了可能；1816年，Bassi用蚕作实验，试图找出“活的传染物”；1877年后Koch法则的建立开创了感染病认识史的新纪元，并且已经认识到这些传染物可以借各种媒介进行传播；同时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技术”、法国人巴斯德发明的“巴氏消毒法”等迅速发展，20多种重大传染病疫苗广泛应用，砷凡纳明和青霉素等抗生素的相继发现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改进等[1，2]，到今天，一些传染病的流行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人们也认识到病原生物对人体的损害仅用“传染病”这一概念已是不够，“感染病学”应然而出，它研究包含所有病原性生物对人的侵袭而造成的疾病。然而，曾经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感染病用现在很流行的观点说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现代文明病”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因此，医学研究特别是流行病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迅速大幅度转轨”[3]，将重点放在非感染病上，“展望未来，人类终可自信地宣称，彻底消灭传染病的日期终会来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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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整个医学史中，感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但是，人类真的能够彻底消灭这类疾病吗？看看风声鹤唳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发病信息也许可以略见端倪：病毒性肝炎感染者约占总人口的4%；到2006年底艾滋病发病和感染者达到3 950万例，死亡2 980万例[5]；仅1995年死于结核菌感染者达300万； 2003年SARS病毒席卷37个国家，统计病例上万人，约10%患者死亡；再研究一下各级医院的疾病治疗实践，多数都在预防感染或抗感染……阅读这些数字，应该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其实，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历史在一波接一波地上演，它从来就没有因为人类的奋勇抵抗而偃旗息鼓，只是稍有收敛。
感染病发病统计上的顺位变化造成了医学界对疾病模式转变甚或医学模式转变认识的分歧；分歧的根源基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感染病流行史以及它的生物基础和人类的关系。乐观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并且一定能消灭传染病;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感染病的严峻事实不断揪心，人类的控制手段不可谓不强大，可为什么它们还是会层出不穷？如果人类置身于自然这个不可人格化的“上帝”之下，自然哲学中的“突现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感染病流行史的真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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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现论”的哲学含义及感染病流行史中的“突现”现象
突现，来源于英文意译emergence，100多年前由英国哲学家刘易斯(G.H.Lenes)提出，其意是指一系统(未曾有过的结构或其子系统都不具有的功能或现象)作为整体突然出现的过程。在人类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但是，也有很多现象令他们迷惑不解，一些科学家认为世界一定会被人所知，并且可被还原，形成了“机械还原论”的认识论；另一些科学家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类只能局部地认识自然，只有冥冥中一种力量才能主宰万物，形成了“神秘活力论”的认识论。而“突现论”既不同意“机械还原论”也不同意“神秘活力论”，它主张人类所认识的自然规律中充斥着违背这个规律的许多突现，它不是预先给定的，更具有一种动力性特征，其结构不断随时间涌现，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中预测和推论，也不能完全还原为其组成部分。突现论不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改造自然，但认为不可预测的“突现”会打破探索或改造的规律和结果。但为何有突现？现代哲学家无法解释，引用亚历山大和黑格尔的话说是大自然的“虔敬”和“理性的狡计”,而他们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宏观层次上“突现论”是个好的科学的自然解释理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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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感染病的斗争史是一种自然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且为一个复杂系统，人类对其的防治实质上是一种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并最终融入自然的行为。自有记载后，感染病发病的总趋势在统计学上是下降的，如果以此推论，这类疾病一直会下降到消灭，其逻辑无异于“英格兰户籍官哲学”[7]。时至今日，120多年的实验微生物与寄生虫历史中，人类还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和变异的感染病原：鼠疫的流行史有记载的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印度，而公元6世纪，一场人间从未有过的瘟疫正在悄然逼近笼罩在灿烂文明光辉下的埃及人，先是鼠死，后是成千上万人涂炭，自此起出现的三次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了数亿人死亡[4]，近在1994年印度苏拉特的鼠疫风暴更让人记忆犹新；类似于鼠疫流行史的传染病还有霍乱、流行性感冒，此起彼伏的全球流行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全世界沉浸在人类消灭第一个传染性疾病(天花)的狂喜中时，一场人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美国免疫学家戈特利布博士1980年的医学报告《肺囊虫肺炎—洛桑矶》撕开了艾滋病的面纱；当1998年马来西亚暴发西尼罗病毒感染时，美洲人根本没有料到，它会横跨太平洋造成一年比一年严重的鸟病毒脑炎流行；2002年，龟分枝杆菌在中国深圳某医院引发多人院内感染；2003年初，人类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遭遇SARS；2006年，人禽流感的防治摆上联合国最高讲坛；2007年初，诺如病毒感染突现在多个发达国家，就连全世界最豪华的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号豪华客轮在旅行中都无法幸免!这样的感染病“突现”史，我们还可以列出一系列名字：克一雅氏症、猴痘、埃博拉出血热等。
总结和分析这些历史，引入“突现论”理论，无论是古老传染病的再现，还是新病原生物对人类的新侵袭，实际上是感染病流行史中一次次的“突现”现象，它们会时不时打破“发病率下降”这个总趋势，继续这类疾病与人类共存的历史。, http://www.100md.com(胡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