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公平：政府“口袋”向弱势群体倾斜(1)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人民健康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投资，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能使人人享有的、体现社会公平的、政府和个人能够负担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使全体人民享有可及、适宜和可持续的卫生保健。”
——卫生部部长 陈 竺
2007年11月1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国民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更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础。中国政府将更加强调和谐发展，关注健康公平，把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广大农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陈竺说，人类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没有健康，我们将无所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不仅是社会民众的迫切愿望，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有效保障国民健康，维持和促进入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明智选择。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关注健康指标的改善，同时包含了消除贫困、改善公平等与健康相关的社会发展指标。
长期以来，健康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一直是卫生改革与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并已经成为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方向。我国医疗保健服务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主要是弱势群体，这种不公平有来自政策层面的，也有来自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实践环节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60%。城乡之间、不同类型农村地区之间健康不公平的状况加剧，城市健康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寿命超过73岁；而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健康水平尚属不发达国家类型。
早日实现全社会的健康公平，切实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益，早已成为党和政府时刻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改善民生的六大任务，其中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要实现这些庄重的承诺，需要国家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国卫生投入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是用全球不到1%的卫生总费用去应对全球22%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我国人均卫生费用不到100美元——比美国医师门诊一次的挂号费都低!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是3.0%，2005年是4.7%。而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成员国在2000年达到5%。全国卫生大会希望我国2000年达到5%。现在发现到2005年我国才达到4.7%，说明我国卫生投入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医疗服务费用不是增长过快而是发展滞后。
1978～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47%。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64%，卫生消费弹性系数为1.19，即GDP每增长1%，卫生总费用增加1.19%。从20多年的总体趋势看，卫生总费用增长略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卫生总费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上升为1990年的4%，1995年下降为3.8%，2000年4.6%，2005年4.73%。但是，自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出现缓慢增长趋势，2003年增速开始下降，由2003年的10.85%下降为2005年的9.83%。
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严重不足，而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更是令人堪忧。
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不容乐观
农村医疗卫生直接关系到每位农民的生老病死、家庭的生活状况、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的全面发展，它在当前农村社会各项治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卫生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卫生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卫生保健知识水平与自我保健能力亟待提高。
农村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行政村的4.8%。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是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自费医疗制度再次成为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医疗制度。国家第三次卫生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9.57%、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
农民缺少基本的医疗费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的情况相伴随的是医药费用的飞速上涨，医疗服务费用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过去五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8.9%、农村增长了2.4%，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城市、农村分别增长了13.5%和11.8%，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很多患者不能及时去医院就诊。”国家第三次卫生调查发现，在患者未就诊、未住院的原因中，“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门诊患者中，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在非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从而有一定抗疾病风险的能力，在非农产业发展滞后的地区，土地依然在提供经济来源、生存、发展、抵御疾病等生活风险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这部分代表着中国人多数农村家庭状况的农户来说，以土地收益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收入来应付同样不确定的疾病风险，保障的程度和可靠性都是有限的”
恶性循环的怪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从事着收益低下、剩余很少、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疾病、养老和贫困是农民面临的最大风险。而疾病与养老相比，在农村风险更大。小病不去看，大病看不起，通常是“小病靠养，大病靠抗”，一旦出现大病，则整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极为普遍。其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失去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因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并且加大医疗支出，造成贫困；二是家庭成员中有长期患病或多人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负债累累而导致贫困；三是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家庭中，情况就更为恶化。不仅如此，疾病与贫困之间还会出现恶性循环，即：疾病——贫困——无力医治——更加, http://www.100md.com(韩艳红)
——卫生部部长 陈 竺
2007年11月1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国民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更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础。中国政府将更加强调和谐发展，关注健康公平，把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广大农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陈竺说，人类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没有健康，我们将无所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不仅是社会民众的迫切愿望，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有效保障国民健康，维持和促进入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明智选择。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关注健康指标的改善，同时包含了消除贫困、改善公平等与健康相关的社会发展指标。
长期以来，健康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一直是卫生改革与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并已经成为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方向。我国医疗保健服务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主要是弱势群体，这种不公平有来自政策层面的，也有来自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实践环节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占60%。城乡之间、不同类型农村地区之间健康不公平的状况加剧，城市健康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寿命超过73岁；而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健康水平尚属不发达国家类型。
早日实现全社会的健康公平，切实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益，早已成为党和政府时刻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改善民生的六大任务，其中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要实现这些庄重的承诺，需要国家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国卫生投入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是用全球不到1%的卫生总费用去应对全球22%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我国人均卫生费用不到100美元——比美国医师门诊一次的挂号费都低!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是3.0%，2005年是4.7%。而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各成员国在2000年达到5%。全国卫生大会希望我国2000年达到5%。现在发现到2005年我国才达到4.7%，说明我国卫生投入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医疗服务费用不是增长过快而是发展滞后。
1978～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47%。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64%，卫生消费弹性系数为1.19，即GDP每增长1%，卫生总费用增加1.19%。从20多年的总体趋势看，卫生总费用增长略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卫生总费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上升为1990年的4%，1995年下降为3.8%，2000年4.6%，2005年4.73%。但是，自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出现缓慢增长趋势，2003年增速开始下降，由2003年的10.85%下降为2005年的9.83%。
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严重不足，而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更是令人堪忧。
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不容乐观
农村医疗卫生直接关系到每位农民的生老病死、家庭的生活状况、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的全面发展，它在当前农村社会各项治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卫生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卫生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卫生保健知识水平与自我保健能力亟待提高。
农村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行政村的4.8%。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是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自费医疗制度再次成为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医疗制度。国家第三次卫生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9.57%、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
农民缺少基本的医疗费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的情况相伴随的是医药费用的飞速上涨，医疗服务费用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过去五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8.9%、农村增长了2.4%，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城市、农村分别增长了13.5%和11.8%，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很多患者不能及时去医院就诊。”国家第三次卫生调查发现，在患者未就诊、未住院的原因中，“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门诊患者中，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在非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从而有一定抗疾病风险的能力，在非农产业发展滞后的地区，土地依然在提供经济来源、生存、发展、抵御疾病等生活风险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这部分代表着中国人多数农村家庭状况的农户来说，以土地收益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收入来应付同样不确定的疾病风险，保障的程度和可靠性都是有限的”
恶性循环的怪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从事着收益低下、剩余很少、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疾病、养老和贫困是农民面临的最大风险。而疾病与养老相比，在农村风险更大。小病不去看，大病看不起，通常是“小病靠养，大病靠抗”，一旦出现大病，则整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极为普遍。其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失去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因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并且加大医疗支出，造成贫困；二是家庭成员中有长期患病或多人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负债累累而导致贫困；三是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家庭中，情况就更为恶化。不仅如此，疾病与贫困之间还会出现恶性循环，即：疾病——贫困——无力医治——更加, http://www.100md.com(韩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