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养”应进入国家战略规划(1)
2012年3月8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会议中心，记者和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范利委员不期而遇。几句寒暄后，范利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于是，采访便在驻地大厅的休息区开始了。
依旧温暖亲和的笑容，依旧爽朗干脆的话语，依旧迅捷有力的手势，依旧心系国计民生的满腔牵念——将军的刚毅、女性的柔韧与学者的睿智完美地融合在范利委员身上，构筑起了范利委员鲜明的人格魅力。与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她时，她重点关注国民心理精神疾病问题那样，刚一落座，范利委员的话题就谈及了她今年向全国“两会”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社会化养老国家战略规划的建议》。
“中国式老龄化”的“两大特点”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少将，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全军保健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会老年医学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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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范利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个“头衔”，但她在言行举止间，处处透露出的鲜明的个性，依然是军人的本色，这从她说话时清晰的条理与遣词用句的特征中，就可见一斑——采访一开始，她谈到我国的社会化养老问题时，使用了与其几乎毫不相关的“战略准备期”这个词语。
“我之所以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尽快制定社会化养老国家战略规划的建议’，是基于当前我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所以说‘我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是因为我们目前老龄化问题面临的‘两大特点’与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归纳出来的。首先说‘两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我国老龄人口的‘高峰期提前’，而我们的战略准备期却太短。这形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矛盾。”范利教授开口便切入了她的话题，随后，她列举了一组数据来支撑她的观点，“我国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用了不到20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50年到150 年才到老龄化的过渡阶段。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11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达1.79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3.7%。现在世界上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老年人。按照这一速度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那时老年人将增加到3.28亿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6%。这组数据说明，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时间老人留给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才不到短短的20年时间……这是我所说的‘两大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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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范利教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而且我们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巨大!”范利教授边说边举起右手往下一挥，随之加重了语气，“我们都知道，我国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的状态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为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则高达2万美元以上，但我们整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和社会适龄劳动人口的抚养负重，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急剧上升，由此便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
逻辑清晰地介绍了她所说的我国老龄化的“两大特点”的立论依据后，范利教授回过头去归纳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提前’，而我们的战略准备期却太短；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状况，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巨大。这‘两大特点’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社会问题。”
我国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软肋
范利教授谈完她归纳出的“两大特点”后，随后即谈到了我国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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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我国养老现状，实际上可以用四个字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老缺所养’!”范利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根据我的调研，我国‘老缺所养’的养老现状，具体可以归结为‘四大薄弱’软肋。这‘四大薄弱’首先是养老机构社会化薄弱。‘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养老文化和养老观念，在这种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人浓厚的亲情牵挂和孝文化氛围，使‘不离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期盼；因此，我国老人99%靠居家养老度尽晚年，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能够进入社会养老机构安度余生的老人比例仅为1%。但是，受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我国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目前已经呈现为4∶2∶1的‘倒金字塔’模式。‘4∶2∶1’的家庭结构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这种家庭结构中的一对中青年夫妇需要赡养两对老人和抚养一个子女。这样的状况，致使家庭养老功能越来越弱化。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的发展，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了我们的必然选择。但是，一项调查表明，在当前，全国有近70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看护照料或康复服务，但目前我国老年养老服务机构仅有4万多家、约200万张养老床位。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的养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我国目前仅达到了0.9%，仅养老床位的缺口就达550多万张。另外，即使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也还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服务功能单一，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养老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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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利委员继续介绍说：“我国养老现状的第二个薄弱环节是‘养老人员职业化薄弱’。尽管进入本世纪以后，我国各行各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但目前社会还未把‘养老工’作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各类养老服务人员大部分属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没有接受过专业化、正规化培训的人员；同时，由于从政府到民间不约而同地忽略‘养老工’这个特殊的、新兴的群体，致使‘养老工’的工资待遇普遍较低，这一问题又导致了养老服务人员的大量流失。据统计，目前全国有资质的养老护理员仅有两万多名，这相对于我国现有的700万老龄人群而言，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几乎没有语气上的停顿，范利教授扳着手指随即进入了下一个对话环节：“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国‘养老行业产业化薄弱’。目前我国养老产业的普遍特点是‘需求大、供给小，产品门类少、层次低’；尤其是养老机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相当滞后。据调查，我国老年人总的服务需求满足率仅为15.9%。”说到这里，范利教授又扳起了一个手指，“我国养老现状的最后一个薄弱环节是‘养老管理科学化薄弱’。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实施的‘路径’绝大部分是：管理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医疗服务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而长期照料服务却没有明确的部门组织实施。这其中，全国老龄委、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与养老服务机构和行业条块分割、职责权限很不明晰，缺乏统一的社会养老服务管理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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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范利教授从宏观上谈完了她针对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养老问题之后，又触及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群体——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他们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养老问题无法绕过的一个群体。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
范利教授接着说：“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自我劳动收入和子女等亲属供养是老年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前，我们总有一种惯性认识，农村老人一般都儿孙绕膝，老有所养，大部分都可以在家里安享晚年，似乎不存在社会养老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农村养老同样面临着城市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计划生育和人口价值观念改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尤其是近些年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赡养脱离，即使养了儿，也难以防老，这是农村几千万留守空巢老人面临的普遍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现象会更加严重。从今后的发展来看，随着农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老年人‘老难所养’问题将更加突出。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报告，我国目前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老年人达2834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中近五分之一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需要护理和照料的失能老人占9.9%。随着农村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和空巢化，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和专业化照料与护理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我国公立的农村老年福利机构通常只面向传统意义上的‘五保老人’，并且一些机构建设因财政投入不足而严重滞后，设施简陋，功能单一，服务水平较低，而民办养老机构则主要集中在城市，高档化、舒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偏离了农村老年人群的实际需要。”,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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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老龄化”的“两大特点”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少将，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全军保健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会老年医学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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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范利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个“头衔”，但她在言行举止间，处处透露出的鲜明的个性，依然是军人的本色，这从她说话时清晰的条理与遣词用句的特征中，就可见一斑——采访一开始，她谈到我国的社会化养老问题时，使用了与其几乎毫不相关的“战略准备期”这个词语。
“我之所以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尽快制定社会化养老国家战略规划的建议’，是基于当前我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所以说‘我国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是因为我们目前老龄化问题面临的‘两大特点’与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归纳出来的。首先说‘两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我国老龄人口的‘高峰期提前’，而我们的战略准备期却太短。这形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矛盾。”范利教授开口便切入了她的话题，随后，她列举了一组数据来支撑她的观点，“我国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用了不到20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50年到150 年才到老龄化的过渡阶段。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11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达1.79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3.7%。现在世界上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老年人。按照这一速度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那时老年人将增加到3.28亿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6%。这组数据说明，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时间老人留给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才不到短短的20年时间……这是我所说的‘两大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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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范利教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而且我们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巨大!”范利教授边说边举起右手往下一挥，随之加重了语气，“我们都知道，我国是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的状态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为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则高达2万美元以上，但我们整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和社会适龄劳动人口的抚养负重，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急剧上升，由此便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
逻辑清晰地介绍了她所说的我国老龄化的“两大特点”的立论依据后，范利教授回过头去归纳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提前’，而我们的战略准备期却太短；社会呈现‘未富先老’的状况，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巨大。这‘两大特点’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社会问题。”
我国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软肋
范利教授谈完她归纳出的“两大特点”后，随后即谈到了我国养老现状的“四大薄弱”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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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我国养老现状，实际上可以用四个字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老缺所养’!”范利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根据我的调研，我国‘老缺所养’的养老现状，具体可以归结为‘四大薄弱’软肋。这‘四大薄弱’首先是养老机构社会化薄弱。‘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养老文化和养老观念，在这种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人浓厚的亲情牵挂和孝文化氛围，使‘不离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期盼；因此，我国老人99%靠居家养老度尽晚年，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能够进入社会养老机构安度余生的老人比例仅为1%。但是，受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我国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目前已经呈现为4∶2∶1的‘倒金字塔’模式。‘4∶2∶1’的家庭结构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这种家庭结构中的一对中青年夫妇需要赡养两对老人和抚养一个子女。这样的状况，致使家庭养老功能越来越弱化。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的发展，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了我们的必然选择。但是，一项调查表明，在当前，全国有近70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看护照料或康复服务，但目前我国老年养老服务机构仅有4万多家、约200万张养老床位。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的养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我国目前仅达到了0.9%，仅养老床位的缺口就达550多万张。另外，即使我国现有的养老机构，也还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服务功能单一，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养老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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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利委员继续介绍说：“我国养老现状的第二个薄弱环节是‘养老人员职业化薄弱’。尽管进入本世纪以后，我国各行各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但目前社会还未把‘养老工’作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各类养老服务人员大部分属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没有接受过专业化、正规化培训的人员；同时，由于从政府到民间不约而同地忽略‘养老工’这个特殊的、新兴的群体，致使‘养老工’的工资待遇普遍较低，这一问题又导致了养老服务人员的大量流失。据统计，目前全国有资质的养老护理员仅有两万多名，这相对于我国现有的700万老龄人群而言，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几乎没有语气上的停顿，范利教授扳着手指随即进入了下一个对话环节：“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国‘养老行业产业化薄弱’。目前我国养老产业的普遍特点是‘需求大、供给小，产品门类少、层次低’；尤其是养老机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相当滞后。据调查，我国老年人总的服务需求满足率仅为15.9%。”说到这里，范利教授又扳起了一个手指，“我国养老现状的最后一个薄弱环节是‘养老管理科学化薄弱’。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监管、实施的‘路径’绝大部分是：管理由民政部门组织实施，医疗服务由卫生部门组织实施，而长期照料服务却没有明确的部门组织实施。这其中，全国老龄委、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与养老服务机构和行业条块分割、职责权限很不明晰，缺乏统一的社会养老服务管理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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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利教授从宏观上谈完了她针对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养老问题之后，又触及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群体——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他们是中国老年人的主体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养老问题无法绕过的一个群体。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当前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更大。”
范利教授接着说：“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自我劳动收入和子女等亲属供养是老年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前，我们总有一种惯性认识，农村老人一般都儿孙绕膝，老有所养，大部分都可以在家里安享晚年，似乎不存在社会养老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农村养老同样面临着城市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计划生育和人口价值观念改变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尤其是近些年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赡养脱离，即使养了儿，也难以防老，这是农村几千万留守空巢老人面临的普遍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现象会更加严重。从今后的发展来看，随着农村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老年人‘老难所养’问题将更加突出。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报告，我国目前完全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老年人达2834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中近五分之一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需要护理和照料的失能老人占9.9%。随着农村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和空巢化，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和专业化照料与护理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我国公立的农村老年福利机构通常只面向传统意义上的‘五保老人’，并且一些机构建设因财政投入不足而严重滞后，设施简陋，功能单一，服务水平较低，而民办养老机构则主要集中在城市，高档化、舒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偏离了农村老年人群的实际需要。”,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