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学”之难，构建医学专业视野的大格局(1)
2015年1月11日，记者在一次医药卫生界的联谊活动上，邂逅了山东省齐鲁医院神经外科的吴承远教授。此前记者了解到，在专业领域，吴承远教授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了“胚胎小脑组织和细胞在受体脑内移植后存活并再生”，为神经细胞移植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在国内较早主持开展了小脑移植研究，成为我国早期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移植的学术带头人；由易声禹教授和他主编的中国首部《脑组织移植》专著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在医疗援外事业中，他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坦桑尼亚第一个神经外科。他在国内较早开展射频疗法治疗三叉神经痛，为无数被“天下第一痛”折磨的患者解除了痛苦……
窗外，冬日的暖阳照耀着大地；室内，群贤毕至的联谊会已近尾声。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本刊记者将吴承远教授请到了一个僻静的卡座上，就以上的诸多话题，对他做了深入采访。
迎难而上，成为脑内移植学术带头人
行业内的很多同仁都知道，鉴于手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颅脑手术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尤其是脑移植，无疑是颅脑外科手术中的难中之难，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禁区”。然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吴承远即迎难而上，开始在这一领域不懈探索。
1965年7月，吴承远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此后被分配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那年，吴承远24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埋首学术研究的他由此开始了他的神经外科生涯。
吴承远教授回忆说：“那时颅脑手术器械如锯、钻、锤等远较现在简陋，要想开颅过程中不伤及脑膜以下，不仅需要主刀者手的灵巧和稳健，也需要主刀者刻苦训练形成的感觉。准确地探出病灶，拿开颅骨，取出血块，然后缝合——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了第一例手术。”吴承远的第一例颅脑手术尽管履险如夷，却几近完美，让老师和助手连连赞叹。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更多未知的领域发起探索。
转眼到了1987年，吴承远的医学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视野更为广阔的阶段——当年，他公派奔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和佐治亚州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并以访问教授身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学术报告和合作科研工作，直到1989年回国。在美国期间，他利用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与Mullen教授合作，首次证实了“胚胎小脑组织未成熟神经元在受体脑内可以存活和再生”，为神经移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学证据。为此，他应邀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佐治亚州医学院等院校讲学，并接受了哥伦比亚CBS电视台采访，先后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他撰写的“小脑移植研究”论文，也于1992年由美国纽约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并获得证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脑内移植方面，无论是从同体移植到异体移植，还是从细胞悬液移植到直径数毫米的胎脑组织块移植，再到转基因细胞移植和干细胞移植，吴承远教授都以理性、审慎的科学态度，对神经移植的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他和韩济生教授、王晓民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合作开展的gdaf和ngf双转基因移植，不仅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资助。
1990年1月，吴承远教授出席了在昆明举行的“全国首届脑移植学术会议”，成为大会首位学术报告人。他的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得到王忠诚院士、史玉泉教授、段国升教授等著名学者的认可和重视。1993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吴承远教授的“脑移植研究”学术报告受到到中科院院士裘法祖教授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并当选为“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由此成为中国早期“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移植”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自1986年以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先后发表医学论文207篇，其中在英国神经外科杂志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的“黑质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及“小脑移植研究”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SCI收录21篇；2007年，黄红云教授主编的《嗅鞘细胞移植》著作中介绍和评价了吴承远教授于1987年进行的“小脑组织移植”的研究成果。
放弃机会，援建坦桑尼亚神经外科
1979年，吴承远考取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研究生；1982年，吴承远的学术深造之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他即将被选派至澳大利亚深造。然而，他在“赴澳大利亚英语班”学习期间，却接到了山东省卫生厅的通知，组织上委派他参加中国援坦医疗队。吴承远服从国家的需要，毅然放弃去澳大利亚的深造机会，转赴贫瘠的坦桑尼亚援建神经外科。
赤道非洲，气候炎热，疟疾流行，设备短缺。当年7月，吴承远到达坦桑尼亚的达斯萨拉姆医学中心，开始援外工作。到那儿不久，他就发现当时的坦桑尼亚根本没有神经外科专业医生，创建神经外科，一切只能靠自己!
此后，吴承远凭着语言优势——良好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基础，很快与坦桑尼亚当地医生及前苏联医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贫穷落后的坦桑尼亚没有财力购进的先进的CT等医疗设备，吴教授承担着巨大压力，决定因地制宜，采用颈动脉脑血管造影的方法，定位诊断颅内血肿或其他占位性病变。按照他的思路，一切工作稳步推进。就是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吴教授和他的医疗队同事们艰难地创建了坦桑尼亚第一个神经外科。两年内，共接待脑疾患者1000多人次，完成了87例包括切除脑膜瘤、外伤性颅内血肿清除等重大开颅手术；此外，他们还加紧培训当地医务人员，为坦桑尼亚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神经外科。
吴承远教授为异国的热诚付出，也迎得了该国人民的真诚爱戴——吴承远的职称是主治医师，但坦桑尼亚医学中心的科主任Surngi和医生在给他的所有信件中，都尊称他为“教授”。坦桑尼亚卫生部部长萨龙迪教授不仅高度评价吴承远的医学成就，还推荐吴承远成为“东非外科医生协会”荣誉会员，出席“东非外科医生学术会议”，并在大会发言。
回忆起中非人民的友谊，吴承远教授欣慰地微笑着说：“坦桑尼亚人称苏联人为friend，称中国人为brother。为什么中国人让他们感到这么亲切、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这么高？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爱心和诚意。” (刘志学)
窗外，冬日的暖阳照耀着大地；室内，群贤毕至的联谊会已近尾声。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本刊记者将吴承远教授请到了一个僻静的卡座上，就以上的诸多话题，对他做了深入采访。
迎难而上，成为脑内移植学术带头人
行业内的很多同仁都知道，鉴于手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颅脑手术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尤其是脑移植，无疑是颅脑外科手术中的难中之难，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禁区”。然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吴承远即迎难而上，开始在这一领域不懈探索。
1965年7月，吴承远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此后被分配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那年，吴承远24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埋首学术研究的他由此开始了他的神经外科生涯。
吴承远教授回忆说：“那时颅脑手术器械如锯、钻、锤等远较现在简陋，要想开颅过程中不伤及脑膜以下，不仅需要主刀者手的灵巧和稳健，也需要主刀者刻苦训练形成的感觉。准确地探出病灶，拿开颅骨，取出血块，然后缝合——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了第一例手术。”吴承远的第一例颅脑手术尽管履险如夷，却几近完美，让老师和助手连连赞叹。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更多未知的领域发起探索。
转眼到了1987年，吴承远的医学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视野更为广阔的阶段——当年，他公派奔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和佐治亚州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并以访问教授身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学术报告和合作科研工作，直到1989年回国。在美国期间，他利用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与Mullen教授合作，首次证实了“胚胎小脑组织未成熟神经元在受体脑内可以存活和再生”，为神经移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学证据。为此，他应邀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佐治亚州医学院等院校讲学，并接受了哥伦比亚CBS电视台采访，先后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他撰写的“小脑移植研究”论文，也于1992年由美国纽约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并获得证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脑内移植方面，无论是从同体移植到异体移植，还是从细胞悬液移植到直径数毫米的胎脑组织块移植，再到转基因细胞移植和干细胞移植，吴承远教授都以理性、审慎的科学态度，对神经移植的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他和韩济生教授、王晓民教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合作开展的gdaf和ngf双转基因移植，不仅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资助。
1990年1月，吴承远教授出席了在昆明举行的“全国首届脑移植学术会议”，成为大会首位学术报告人。他的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得到王忠诚院士、史玉泉教授、段国升教授等著名学者的认可和重视。1993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吴承远教授的“脑移植研究”学术报告受到到中科院院士裘法祖教授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并当选为“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由此成为中国早期“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移植”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自1986年以来，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先后发表医学论文207篇，其中在英国神经外科杂志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的“黑质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及“小脑移植研究”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SCI收录21篇；2007年，黄红云教授主编的《嗅鞘细胞移植》著作中介绍和评价了吴承远教授于1987年进行的“小脑组织移植”的研究成果。
放弃机会，援建坦桑尼亚神经外科
1979年，吴承远考取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研究生；1982年，吴承远的学术深造之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他即将被选派至澳大利亚深造。然而，他在“赴澳大利亚英语班”学习期间，却接到了山东省卫生厅的通知，组织上委派他参加中国援坦医疗队。吴承远服从国家的需要，毅然放弃去澳大利亚的深造机会，转赴贫瘠的坦桑尼亚援建神经外科。
赤道非洲，气候炎热，疟疾流行，设备短缺。当年7月，吴承远到达坦桑尼亚的达斯萨拉姆医学中心，开始援外工作。到那儿不久，他就发现当时的坦桑尼亚根本没有神经外科专业医生，创建神经外科，一切只能靠自己!
此后，吴承远凭着语言优势——良好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基础，很快与坦桑尼亚当地医生及前苏联医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贫穷落后的坦桑尼亚没有财力购进的先进的CT等医疗设备，吴教授承担着巨大压力，决定因地制宜，采用颈动脉脑血管造影的方法，定位诊断颅内血肿或其他占位性病变。按照他的思路，一切工作稳步推进。就是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吴教授和他的医疗队同事们艰难地创建了坦桑尼亚第一个神经外科。两年内，共接待脑疾患者1000多人次，完成了87例包括切除脑膜瘤、外伤性颅内血肿清除等重大开颅手术；此外，他们还加紧培训当地医务人员，为坦桑尼亚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神经外科。
吴承远教授为异国的热诚付出，也迎得了该国人民的真诚爱戴——吴承远的职称是主治医师，但坦桑尼亚医学中心的科主任Surngi和医生在给他的所有信件中，都尊称他为“教授”。坦桑尼亚卫生部部长萨龙迪教授不仅高度评价吴承远的医学成就，还推荐吴承远成为“东非外科医生协会”荣誉会员，出席“东非外科医生学术会议”，并在大会发言。
回忆起中非人民的友谊，吴承远教授欣慰地微笑着说：“坦桑尼亚人称苏联人为friend，称中国人为brother。为什么中国人让他们感到这么亲切、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这么高？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爱心和诚意。” (刘志学)